记作家多多《天空深处》首演 诗意的抛物飞行

多多的《天空深处》演出场景
多多的《天空深处》演出场景 | © Düsseldorfer Schauspielhaus/Sebastian Hoppe

西方话剧对中国戏剧舞台的影响仅只百年。为了让德国了解中国当代戏剧的发展趋势,杜塞尔多夫话剧院2009年3月以“中国当代戏剧”为其新剧场“Central”揭幕。

  杜塞尔多夫话剧院20世纪在欧洲的戏剧舞台上一度占据至关重要的位置。2009年3月,他的新的演出场所“Central”将其揭幕典礼的舞台交给了中国。在戏剧文学指导克里斯托夫∙莱普施先生(Christoph Lepschy)的倾力投入下,这次中国现代剧作节的筹备活动时逾三年。戏剧节的活动包含剧本朗读、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参与的剧作家座谈会、行为艺术表演、装置艺术家杨起的作品展览,以及由曹克非导演的作家多多的作品《天空深处》的首演。

中国戏剧在欧洲

  直到今天,中国的剧作在欧洲仍然罕见。其实在启蒙运动时期,欧洲人就已经见识过了中国的戏曲。十八世纪初,《赵氏孤儿》的全本被翻译成西方多国文字首次传入欧洲,不过当时的剧本已经从根本上按照欧洲人的口味做了改变。直到20世纪,布莱希特才对中国戏曲进一步做了研究。他为中国戏曲中精湛、抽象的表演艺术所折服,并将这种艺术贴上“间离效果”的标签,融入他自己的戏剧理论。中国的京剧演出1930年首次登陆美国,1935年传播到欧洲。尽管时人多被震撼,但是最终没有对欧洲的戏剧产生长期的影响。

欧洲戏剧在中国

  与之相反的是,二十世纪初,在中国社会面临巨大变革的时期,中国人接触并认识了西方的戏剧,特别是自然主义作品。那时,不但有许多剧作被翻译成中文,之前中国人从未见过的西方话剧舞台也被搭建起来。与此同时,与西方话剧完全不同的中国自己的传统戏曲也持续兴旺发展。而在欧洲,无论是对中国的话剧还是戏曲,都依旧缺乏了解。三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对西方敞开了国门,但是中国的话剧表演依旧以现实主义为主。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话剧舞台作品大多表现的是文革及其留下的伤痕。通过《天空深处》在杜塞尔多夫的首演,我们看到,中国的戏剧创作正在走入一个新的阶段。

  作家多多 中国诗人多多(原名栗世征),1951年北京生人,属于“被耽误了的一代”,由于文革他的中学和大学教育都受到了阻碍。1989年他到西方政治避难,主要生活在英国、加拿大以及荷兰。在那段时间,他不但写诗也写剧本。2004年多多回到中国,是中国当代最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他自己强调说,他对西方文学的认识要多于中国文学。这次,他受邀为杜塞尔多夫剧院编写的剧本由马海默(Marc Hermann)先生翻译成德文。译者说,这个工作相当费神,因为在排练的过程中,作者和导演对文本不断进行了修改。由此,我们也看到了部分中国话剧排演的传统,他们并不拘泥于剧本,在任何时候都从演员的需求着手,对剧本进行调整,因为按照传统,演员是最重要的。

关于排演

  导演曹克非掌握中德两种语言,她的剧场工作经常游走在两种文化氛围的中间地带。这次在杜塞尔多夫的演出版本启用的都是德国演员。曹克非排演时首先用了一种特别的舞台现实主义:随着空乘人员友好的问候,观众先通过一架木梯进入观众席。观众席被布置成长途喷气式飞机的内舱。这段飞行是“东西航空公司”北京至纽约航线。起飞的准备工作像真正的飞机起飞前一样。观众在广播、监视器提示以及通过地板传送的轻微的机械震动的伴随下寻找自己的座位,无形中成为了演出的群众演员。这些“乘客”们还要填写在飞机上分发的入境者申报单,填上姓名、职业、目的地以及健康状况。最后,六名演员也加入进来:一个穿着时髦哼着中文流行歌曲的年轻女孩、一对拌嘴的夫妻、一个年轻的影像工作者——航行监控器上正在播放他现场摄制的视频、一个觉得自己已经江郎才尽的女作家以及一位声称“什么都卖”的中介女老板。 

  随着喇叭里传来的“例行消毒”的广播,整个空间都被笼罩在蒸汽波中,引起了一阵不安。飞机迟迟不能起飞。与此同时,细琐的只言片语加上彼此不知所云的对话将时间、事件以及每个个体融合,脱离了真实世界,渐渐进入一种突然降临的恶梦式的非现实以及无助的状态。用餐的时候,作为面条的佐餐,一只和真牛同样大小带着红斑的公牛被推上了舞台,这些荒诞戏剧的元素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来。最后演员脱得只剩内衣,踉跄地穿过舞台。这个将现代文明的坠落比喻作一次奇异的旅程的飞行的确让人印象深刻。

未来

  在这么多年的单独发展后,中国的话剧又一次和西方舞台拉近了联系。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和西方的生活条件越来越相近,此刻正是一个比其他任何时期都更适宜保持长期交流的机会。杜塞尔多夫此次活动很成功,并将在2009年秋季武汉的“德中同行”活动中得到延续。届时,将会有很多德国当代的戏剧家被介绍给中国的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