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进城,下乡 乡村有美满人生?

 挪威松恩峡湾风光。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曾再此躲避城市的喧嚣,寻求灵感
挪威松恩峡湾风光。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曾再此躲避城市的喧嚣,寻求灵感 | Photo (detail): © Colourbox.de

为数不少的德国人觉得只有在乡村生活才能感到真正的幸福,可以说,这种想法是继承了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家的传统。这些大哲学家曾经常隐居在自己的乡间小屋里,思索哲学问题。

     “今天天气不错啊!”“是啊,很舒服!”天气非常好,阳光明媚,一整天都没有查收过邮件(甚至根本就没想到这回事!),相反倒是废寝忘食地忙于除草、种番茄,之后又躺在吊床上一连看了几个钟头黄粉蝶翩翩起舞。当你在白杨林立的乡间小道返回城市的途中,看到许多人穿着运动服在路旁兜售草莓或芦笋的时候,难道就没有认真地思考过,有没有可能想办法长期享受这种偶尔的郊游活动所产生的治愈效果吗?你难道就没有权衡过,从城市解脱、去农村生活,有什么利弊吗?

想象的幸福

     要说去农村生活会带来哪些好处,从现代城市居民的观点来看,可以表达得十分明确:将日常生活化繁为简,提高幸福指数。这意味着选择集中精力,而不是兴趣散漫;选择做有具体意义的事情,而不是追求抽象的效用;选择实质性,而不是功能性;选择花时间精耕细作,而不是急于求成;选择优雅闲静放松身心,而不是迷恋权势甚至迷失自我。说到这里,有一点应该已经毋需提醒:经济快速增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且现在我们从自己的经验就可得知,消费能力越来越强、可供选择的商品越来越多,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会更加幸福。我们知道,要想追求真正幸福的源泉,就必须把目光从物质富足的方面撇开,而唯一切实可行的道路,就是回归简单质朴的农村生活。

     如今,有为数不少的德国人——更确切地说是大多数,都有这样的想法。事实上,多年以来始终掌握德国主流政治民意的一群人,就是大力宣扬美好农村生活的人——其中一部分是来自价值观比较保守的小城市,他们十分看不惯大城市人的风俗习惯;还有一部分是大城市新兴的市民阶层,他们尽管在文化上十分开明,但从骨子里还是认同乡村生活蕴含的智慧和美德——虽然这种生活一直以来是意想中虚构的成分居多。

新的共鸣

     由于人们爱好乡村生活,并不完全是出于作为手段利用的目的,因此不难将其与一些现代哲学理论结合起来。这方面的先锋代表就有哲学家、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他在最新的研究中力图探讨“在哪些结构性条件下,人们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是成功还是失败的”这一问题。这位思想家成长于座落在黑森林山区的一座村庄,对于他来说,人生要谈得上美满,最重要的是“与世界建立起和谐的关系”,他把这一概念具体定义为“共鸣”。罗萨认为,主要由城市化、科技化组成的现代史,是越来越加速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世界越来越变得无声”的历史。在奉行“不断向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最初的“有机性关系”逐步被“机械性关系”取代,因此现代社会的人们已经听不到世界发出的声音了——那些对于我们人的存在而言真正富有意义的纽带已经被切断。

      由此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要想获得美满的人生,就必须脱离城市社会的机制,重新回到有机的农村集体,摆脱大城市数不清的选项和永不停歇的快节奏生活,回到不受持续压力困扰的乡村。

      罗萨提出要恢复人与世界的“共鸣”,这一借音乐意象的比喻与“天人合一”的理想生活完美契合绝非巧合。之所以人们直至今日都锲而不舍地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是因为信奉自然哲学的一个最原始的猜想,即认为自然界的变化过程和人的精神变化过程从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人的精神如果感到不愉快、出现病态或受到负担,主要是节奏被打乱的缘故,唯一的治疗办法,就是置身于自然当中,让自然重新调整好自己的“节律”。这一点是所有热爱乡村生活的人共同禀持的信条,历史上像古老的毕达哥拉斯派、弗里德里希•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的理想论、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的人智论,再到现代进化生物学家提出的治疗理论,皆是百变不离其一。当然,他们从最开始都要思考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例如,这里所指的“自然”,到底指的是谁、或什么(苹果树、类星体、癌细胞?)?哪些自然规律和节律最“贴近人的精神”,因而可以认为具有治愈效果?

      “乡村”这个类别本身并没有多少时间色彩,却对回答上述问题指明了一条出路。因为“乡村”作为人类较晚取得的一项文明成果,代表的不正是按照人的意愿排除了一切恐怖和威胁的自然吗?严格来说,乡村是经过人为控制的美好田园,目的就是让我们从纯粹的自然施加给我们“智人”的永无休止的生存压力中解脱出来。如今,提到理想的“乡村生活”,人们就会幻想各种解压方式,例如拥有联排别墅的私家绿地,在离家半径20到2000公里的范围内租一块市郊的小花园或一座周末度假屋,更有甚者,是到天涯海角建一个自给自足的绿色公社。这些方式各异的生活追求尽管受到了或多或少的嗤笑或质疑,但是有一点将其统一起来并赋予其哲学内涵,即在我们的社会里,人们不幸普遍感到永远地失去了与自己、与亲人、与周围环境的联系。换言之,人们希望能够部分恢复罗萨所言的“与世界的和谐关系”。

“给茅屋以和平”

      上面提到了我们与现实的联系已经遭到了根本的破坏或扭曲的猜测, 这一点与2500年来称为“哲学”的传统之间并不仅仅是一种松散的关系。具体说来,对深刻的存在感危机的预感,是哲学的根本出发点,同时也是需要一再重新把握的出发点。因此,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和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这两位20世纪深深感受到存在感危机的大哲学家 ,恰恰就是他们那个时代逃离城市的名人代表,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两位大思想家曾多次隐居于孤寂的小木屋中——维特根斯坦曾居于挪威的一条人迹罕至的峡湾,而海德格尔则居于他在黑森林地区托特瑙山上的一座避难所——促使他们数度远离尘嚣的动因,就是要重新思考并弄清人与其所处的现实环境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难以捉摸的问题。这里不是要像哲学界直至今日仍在奉行的传统一样,进行具体剖析,而是要强调促使维海二人选择在乡间小屋里生活工作的各自不同的存在目的。维特根斯坦隐居于挪威的峡湾,是要 “纯粹地研究”他的(哲学)问题,希望这样能使他从此不再需要思索他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也就是不再需要从事哲学思考。他希望在弄清楚所有根本问题之后,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能够出于自己的喜好从事有具体意义的活动,特别是手工劳动。1937年八月的一天早上,当时他正在写作《哲学研究》一书,他在笔记本上写道:“要解决你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就是过一种能让问题烟消云散的生活。”

      相反,海德格尔之所以要隐居小屋,就是为了全身心地研究哲学问题——为了实现理想的、具有英雄般色彩的思考活动,想象自己的思维与最初浮现的猜疑奋力斗争,就像暴风雨来临时的树木被撕来扯去一般。海德格尔说他总是一再全身心地沉浸在哲学思考的世界里,对此他生动地总结道:“但是当我一旦又来到山上,在我刚刚住进小屋不久,我之前思考过的所有问题又会像潮水般地向我涌来,而且状态还跟我抛弃它们的时候一样。我完全被这种工作的固有韵律所影响,而且根本只能听由它所孕含的规律摆布。”

唯一的地方

      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的小屋生活代表了两种理想的发展模式,即使是今天的普通乡村生活爱好者,也能根据经验找出实际中对应的形式来:一种是享受埋头做事的乐趣,专心致志,一连几个钟头愉快地忘我劳作;另一种则是进入内心沉思和宁静的状态,只有这样才能深刻反思自己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如果把真正的美好生活的节奏想象成不断地在这两种完美的专注形式之间摆来摆去,也就是游走在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完全正常并充满意义的两种特别幸福的状态之间,会不会太过了呢?

      很明显,这种理想状态并不是只有到了农村才能实现。但另一方面,如果认为在乡村可以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接近这种状态,这种想法也不是完全站不住脚。还是说,这只是一个很多年来一直彷徨不安、并且越来越犹豫不决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游来游去的大城市人一厢情愿的看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