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故事:北京 鼓楼的魂儿还在

马可鲁
马可鲁 | 摄影:曾融天

鼓楼东长大的画家马可鲁称鼓楼是“草莽将军”、钟楼是“钟灵之秀”。他回忆自己的童年,也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变迁。但他仍然相信这里的灵性还在、魂儿还在、气势也还在。

  周末的北京草场地。和马可鲁先生来到约好的地点,发现这家五环边上的咖啡馆居然人满为患,我们就去了旁边一家环境还算可以的餐厅,点了啤酒小菜。——有时候事情不一定会按照计划的进行,好在也并未妨碍其进度,就像我原定计划是拜访他的工作室一样。

  六岁半的时候,马可鲁跟随父亲一起从上海来到北京,居住在鼓楼东边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青砖铺地,院子里种着两棵海棠树,大的,可以上房的那种”,那是四十年代他的父亲用了38两黄金跟一个国民党军官换的。1960年代初的北京,除了紫禁城算内城,老百姓住的都算外城,现在的二环那时还是城墙和城门,虽然也不是完全的原貌,但这个城市基本的结构都还在。——再往外都是菜地、窑坑,更远些是庄稼地、林场,东到建国门、大北窑;往西到阜成门、佑安门,北到安定门,再往外是废弃的窑坑,积满了水,每年都传闻有被淹死的人。

马可鲁:鼓楼大街,48x58cm (1981) 马可鲁:鼓楼大街,48x58cm (1981) | Courtesy of Ma Kelu

  小时候,马可鲁对北京的感觉是“红墙黄瓦,蓝天绿树”,他家旁边的鼓楼和钟楼,那时都算最高的建筑了,鼓楼在过年时会有庙会,卖糖葫芦的,“拉洋片儿”(幻灯片)的,还有年画、对联,对马可鲁而言,那时候的钟鼓楼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钟鼓楼之间,是个说书场,一排很大很宽的平房,袁阔成也在里面讲《封神榜》、《三国演义》。小孩儿没钱进不去,就靠在窗户边,窗户是纸糊的,能听得见,还能透过门缝里瞧着。在他的记忆深处,除了说书场,还有个做酥糖的小作坊,一边听说书,一边闻着酥糖的甜,享受至极,就是没钱买。那时上小学,也想挣钱了。怎么挣呢?鼓楼里的院子有很多野生植物,房子又老,那时北京有很多土鳖,药房收,晚上他就和哥哥在鼓楼拿着手电筒找土鳖。“那时鼓楼一带的市井生活是非常有意思的,养鸽子的站在房顶指挥时好看极了”,他们小时候会上房玩儿,跑来跑去,有时把房顶踩坏了,惹大人急。鼓楼和钟楼再往西南边,中南海去不了,北海、什刹海都是安静的乐园,一到夏天,小孩子成群到什刹海游泳。那一带周围住着很多他的同学和后来成为画家的朋友,一直到中学开始画画,再到工作、结婚后带着孩子推着车去散步、乘凉、玩耍,北京胡同都是通的,包括南锣鼓巷、北锣鼓巷一带,都极为熟悉。

  城墙开始被拆,是在他上中学的时候,那时文革已开始,他们还得帮忙拆,到城根儿去,把绳子绑在城砖上,一人一块儿,拉去砌小房子,到处都是。那时的冬天比现在要冷,“北京人的记忆里都有,就像电影《老炮儿》里的场景”,冬天去什刹海,在冰面上滑冰,那里是年轻人重要的娱乐场所,像是现在时尚的、特别酷的地方,玩耍、“拍婆子”(交女朋友)、带女朋友炫、掐架,发生过许多年轻人的血色青春的故事。

  但是这里也不总是“红墙黄瓦,蓝天绿树”:文革中很残暴的一幕,是他在房顶上看到的。他家后院一个老太太,红卫兵来收书时在她家发现了夹壁墙,翻出了一把她男人的日本军刀,结果老太太被剃了阴阳头,被皮带抽得全身是血,过了一阵儿老太太就死了。

  马可鲁家被抄时,他和父亲也是在院里,他的父亲做纺织生意,在当时是“资本家”,红卫兵拿着皮带,但是没有抽打。当天家里的柜子、书架都贴了封条,不能打开了,夜里睡在门板上,下面垫着几块砖,“月光下看着封条就觉着恐怖,印象非常深”,没过多久全家就会被轰到农村去了。那是1966年,临走前一天,后来上面下命令,说“东纠”、“西纠”是反动组织,“要文斗不要武斗”之类的,东纠、西纠是最早由军队干部子弟组成的红卫兵,有些激进。“东纠”、“西纠”派刚抄的家,另外一派(“海纠”、“联动”)又说对方是反动组织。这样他家才算渡过一劫,“否则这一辈子的命运就改变了。”文革中,他的哥哥姐姐们去了云南或江西,马可鲁去平谷插队,插队两年回来后工作分配在朝阳门,还在家里住,结婚时就在鼓楼家里的小厢房,一直到1988年出国。先后在饮食行业工作了12年,前两年在饭馆,两年后被抽到机械维修部,直到1984年辞职,这些他在发表于《今天》文学杂志七十年代专栏的文章《无名年代》里都曾写过。所以,关于那28年(1960-1988)在鼓楼生活的记忆,从小到大不断地在变化,正因为所有这些好的、坏的、恐怖的、暴力的记忆,尤其是后来70年代末、80年代初时,作品中才有这种比较复杂的心理、社会、情绪的反映,包含对家庭、社会、政治与市井生活的感受。

  在马可鲁的画册里有一个主题叫钟鼓楼,在纽约他住在布鲁克林,回来后有个展览,是把这两个地方串起来的。这些最穷苦的人住的地方,同时又包含了市井文化和历史的留存。鼓楼一带住着许多文化名人、清朝遗老和旧官员,像和珅的恭王府、宋庆龄故居、郭沫若故居,藏家张伯驹住在后海。“鼓楼这边有我所有的记忆,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画了那么多什刹海、地安门大街、鼓楼大街,虽然画的是街道,但里面蕴含的是记忆和情感,所有的纠结和牵挂。”文革破四旧,很多文物都遭到破坏。1970年代很萧条,1980年代改革开放,钟鼓楼之间的说书场变成了许多小饭馆、小商铺。1990年代初,有点类似古玩城,当中有很多租摊位卖假古董的。马可鲁记得,他出国回来调整时差,醒得特别早,起来会吃两三次早点,在纽约吃不着这些。然后从烟袋斜街走到十刹海,再走到后海,非常舒服和安静。这种情形,在2002/2003年非典之后被打破:锣鼓巷慢慢热闹了,钟鼓楼开始热闹了,游客越来越多了,什刹海边上开始有好多酒吧……后来政府几经整修,过去的朴素都没有了(鼓楼周边在1990年代以后,拆了很多居民楼,整个北京原来的风貌慢慢消失),这似乎也是任何地方过度商业化后的通病。

  马可鲁先生在2006年回来,回来之前在北京郊区买了房子。“出国就是想出去看世界。回来之后就再也回不去了,那时候房子特别紧张,离开鼓楼之后,家里其他人就住了。”刚刚进入花甲之年的马可鲁先生始终觉得,钟鼓楼、什刹海、后海这一块儿,在他的感情记忆里一直是没有变的,到现在也是这样的。他时不时还想回去,即使不走进那个院子,“我已经几年没走进我家了,那里还住着我的家人”,他就在周边散步、走走、看看,甚至跟几个朋友到后海的某个酒吧楼上坐一坐,有时晚上去溜达一圈,拍些照片,一直在关注那里的变化,但他几乎很少踏进之前居住的那个院子。他称鼓楼是“草莽将军”、钟楼是“钟灵之秀”,对那个地方的感情,不管商业化变成什么样,那个地方一直都在,感情也在那。他始终觉得那是北京最好的地方。“就像如果北京城没有经过49年之后的变化,根据当时的资料,北京城不会亚于罗马,如果听从梁思成的建议,开辟新城,保护旧城,现在也是个“金饭碗”了。尽管这样,北京还在,北京的魂儿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