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达到达中国的路径(三) 去历史和去政治化的情境:在虚无的边缘

“新刻度”小组的创作,图片选自小组成员共同创作、以书的形式呈现的作品《解析II》
“新刻度”小组的创作,图片选自小组成员共同创作、以书的形式呈现的作品《解析II》 | © 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面对全球主义和消费话语,二十多年前那种历史情境中的紧张感已经消失,与周遭乃至现实的、(艺术)历史的参照对话的欲望也消失了。艺术与“达达”的差异更加巨大了,然而这一差异已经是可有可无的、流散的,或者说,“达达”甚至其他的他者,都只有时效性而失去了历史意义。

       今天乐于谈论“达达”或者杜尚的艺术实践者越来越少。人们不再感兴趣于现成品语言曾经具有的破坏性力量,也越来越迷惑于“对抗”价值的意义。作为语言的现成品艺术和作为价值的“反抗”是否还具有足够的合法性?这两个暗合了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演变线索的概念,在当今呈现为何种形态?在笔者与广州的“大尾象”小组(“大尾象”1991年由陈劭雄、梁钜辉、林一林三人成立,徐坦于1992年加入。小组推崇边缘的工作方式,他们在保持各自工作独立性的前提下,通过组织展览、研讨和艺术活动去挖掘观念艺术的可能性。)成员陈劭雄的邮件对话中,陈提出了如下问题:当我们“没有插图的时候谈论杜尚”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即使在90年代,杜尚或者“达达”也并不是所有人的心头所好。“新刻度小组”(由王鲁炎、陈少平和顾德新三位艺术家组成,小组延续了其中其中成员自1988年开始的集体创作模式,以反个性化为宗旨,发展出一系列以数学公式和几何图形推演为基础的解构形式。1995年,小组成员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决定销毁共同工作产生的所有文件,同时终止共同实践)就不认同“达达”的那种日常美学和松散的、游击的创作态度,也警醒于在杜尚那里登峰造极的艺术家神话主义,他们更推崇去掉作者的身份和艺术的个性,“冷峻”和“理性”地展开创作。在他们作品《解析》中,自创的数学和图形模型演算是唯一的主题,艺术中泛滥的情感和私密性全部化解在无意义的推导之中。不可否认,“新刻度”小组的创作有意地在与80年代的大叙事、90年代的图像学进行着交锋,也就是说,他们极力刻画的“无意义”实践正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展现出巨大的意义。

       而今天,人们普遍庆祝着全球主义和消费话语,也对去历史化、去情境化和去政治化的合法性抱有足够的自信。这种自信却并没有足够的历史支撑,艺术在市场中的崛起似乎是它全部的基础。经济引发的生产力和想象力最初是让人兴奋的,甚至在2008年经济危机到来时,中国的艺术界都不怀疑已经在自身与(欧美)世界之间建立了桥梁。艺术实践者把通向全球主义的愿望转嫁在对于历史语境和政治语境的有意忽视之上,并且坚信这一动作的合法性。权威政治的逐渐退场让艺术创作者不再感兴趣于“对抗”,很多创作者通过放大自身对世界的片段性的感触、对材料和视觉语言的钻研,来填补“政治”这一曾经的对话者离去后的真空。一种新的普遍主义正在形成,并且看起来是极具魅力的,因为它具有了连接所有事情的容量,没有什么是不可能、不可做的。

       在当下的这个趋势中,“本土关怀”也曾短暂的出现过,体现为一些创作者试图深入到城市之外的地区和人群之中,比如去到山区、农村,去和外来务工者或者没落的工人和农民阶层接触,以干预的名义展开的艺术实践。开展这种参与性艺术创作者的确意识到全球主义的空洞和经济泡沫所带来的妄想,用行动去体现对现实的关注也值得赞赏。但必须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在当下的历史情境中,无论是投向全球主义还是关怀本土的现实,缺乏分析和洞察力的行动只会放大艺术的象征意味,而很难推进到批判的层面。

       艺术语言和价值的辩证法再一次显现,价值核心的转移也使得艺术语言变成了一种更为隐形的、庆祝新普遍主义的工具。正如本土的权威政治趋势所透露的,价值生产已经成为最大的问题,在新的国家想象中,除了经济仍然是唯一得到认可与具有广泛的信任基础的价值存在,没有一种核心的、具有文化和政治感召力的价值是可以被信赖和依靠的。在艺术内部,人们无意识地感知到这一趋势。随着权威政治的价值基础的消散,艺术也变得有些无所适从,无从对抗,无法再“达达”起来。这种无意识的感知促成了某种接近于“虚无”的态度:没有什么价值是有意义的。空洞的、没有核心的核心价值,虚无的价值,确立了自身新的合法性,尽管这一合法性是与现实和历史情境断裂的,是即时的、稍纵即逝的。同市场巨大的力量一起,它造就了视觉艺术语言的空前繁荣和放纵。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 | © 人民出版社

       批评家栗宪庭曾经在文章《重要的不是艺术》中,一再强调当代艺术产生的基础是价值的转换,语言的转换只能作为次级问题去讨论。今天,对艺术巨大容量的想象造就了虚无的态度,虚无的美学,也让虚无变成了价值。某种程度上说,“新刻度”小组对“无意义”的观念塑造悖谬般地预测了当下,而从艺术内部的驱动力层面上看,从“无意义”到“虚无”的过程,可以看作是主体性弱化和消散的过程。二十多年前那种历史情境中的紧张感已经消失,与周遭乃至现实的、(艺术)历史的参照进行主动对话的欲望也消失了。观念上的差异让“达达”成为“新刻度”的“敌人”,但“新刻度”的成员能在二十年前的历史情境中意识到这种差异从而提出自己存在的价值,却是与嗅觉、主动的历史意识和思辨能力紧密相关的。在我们的当下中,艺术与“达达”的差异更加巨大了,然而这一差异已经是可有可无的、流散的,或者说,“达达”甚至其他的他者,都变成了只是曾经暂时的合法存在。当时代变化后,在很多艺术创作者的心目中,艺术既无法再去达达式地对抗什么,也失去了与他者对话的日常紧迫性。很多创作者不再辨析差异从而寻求自己的基础,因而,在他们身上,艺术变成虚无的、以没有差异为最终幻想的时代的共谋者,不再是间谍和游击队。在艺术界这种无意识的、对于虚无的接受中,艺术自身存在的价值,屏蔽了任何基础,它把自身想象为一个可以在世界各地出现、可以超越时间的限制而无处不在的“神”的形象,一个可以容纳整个世界的想象容器。正如今天我们所感受到的政治,艺术也变成了自我指涉的、自我权力化的、虚无的。

       也许,今天,政治气氛的重新凝聚(参见2014年10月15日在北京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及讲话)会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艺术走出自我想象和自我指涉的可能。正如达达的阴影,一直在语言和价值的辩证法中显现,艺术,也并未真正逃脱于那个后台的幽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