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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珂·施特林谈论文学与家庭的兼容性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样。”

作家安珂·施特林谈文学与家庭的兼容图片
@纳内·蒂尔

     安珂·施特林(Anke Stelling)和她的家人居住在柏林普伦茨劳贝格(Prenzlauer Berg),我们有幸聊到她的写作和生活——必不可少的两个话题。但见面地点却是她位于朋友住处的工作室。一间狭小的客房,一张迷你书桌。简陋,但却安静。远离家人和日常琐屑。我们讨论的话题很多是有关照顾家人。即便在今天,无论是居家生活还是职业领域,大多数照顾家人的角色仍然是由女性来承担,且通常都是无偿的。她们给予他人陪伴,照料,看护或教育;照顾他人的饮食起居,呵护他们的身心健康。

     施特林女士,《落地窗》讲述了母亲和她们的失败。主人公“我”最终身心俱疲,不堪重负;书中的每个女人都在为自己的丈夫和子女当牛做马,甚至连一份像样的工作也没有。而你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却写出了非常成功的小说,你是怎么做到的?

     ……非常成功的小说?

     没错,事实如此。或者我们就简单地叫做小说吧,这一点不重要。

     不,这一点很重要,尤其当你开始谈到失败这个话题。其实成功也好,失败也罢,都只是一种表象。我是怎么做到既当母亲又写小说?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么说是不是很怪?事实上我自己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有些冠冕堂皇的漂亮话是怎么说的?……对,比如所谓的“家庭与事业”,仿佛一个人可以三头六臂无所不能,我就是被这种想法给害了。我母亲当年也曾经试图在照顾家庭的同时发展事业,我亲眼见证了她的失败,如今我又亲眼见证了自己和周围其他女性的失败……

     你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这一点恐怕我不能苟同。

     之所以能在某种程度上两者兼顾,这和我生活在柏林有很大关系。这里的孩子一岁就可以入托,所以孩子一岁时我就把他们送进托儿所。而且由于我丈夫也是艺术家,所以我根本不可能放弃工作,完全靠他养活。

不要孩子?

     您的小说里其中一个主题:在养育行为的背后隐藏着许多看不见的深渊。在《关切》里,通过母子乱伦的情节这个观点被推向极致。  

     《关切》是一部签约作品,里面的人物关系是出版方事先给定的。所以从一开始我就不得不思考,这种关系有什么耐人寻味之处?它和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于是故事便开始围绕女性的操劳、付出,以及她们的自我关切展开。我庆幸这是个委托创作,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打破那些禁忌,更不会意识到,这种人物关系的设定对于始终困扰着我的问题极具启发意义,那就是:身为人母和照顾家人不仅有辛苦操劳的一方面,而且也潜藏着许多令人不寒而栗的人性的阴暗面:干涉、专断、暴力。所以我试图通过写作对这些现象加以刻画。但与此同时我也并不自认为负有探寻答案的社会使命。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不要生孩子?搞集体主义那一套?让孩子天生天养?把一切交给国家?还是通过私有化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

     你认为不存在一种理想的家庭共处模式?

     事实上《落地窗》的故事背景本身已经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方案:那就是摒弃“小家庭”,选择多人一起生活的合作公寓。我在小说里便描述了这样一种乌托邦式的集体生活形式。我自己也生活在一个几代人同住的合作公寓,我认为这是种不错的选择,但也并不抱有太多幻想。

小家庭并非理想模式

      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不,事实上比这还要可怕!(笑)但这也正是我想表达的:我无法给出答案,我只作描述。在我看来小家庭并不是一种理想模式,它会带来很多痛苦。但如果以为合作公寓便是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听不进任何批评意见,那是不行的。有一点想必大家都很清楚:为了维护某种理念的权威性而禁止发表不同意见,这样做的后果只会适得其反,使原本很好的构想陷入僵化,以至于走向毁灭。

     也就是说不要搞合作公寓?

     可以搞,但不要把它当做一剂万能良药。在萨拉·迪尔(Sarah Diehl)为她的《停摆的钟》(Die Uhr, die nicht tickt)一书举办的一次活动上,她说,那种认为“只有身为母亲的女人才懂得如何扮演母亲这一角色”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在未来,教育子女的责任将由几个成年人共同分担。因此她对合作公寓这种形式颇为推崇。我当时忍不住说:“对那些未经验证的方案还是小心为妙!”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合作公寓没有好的一面,比如我的孩子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成年看护者,对我们成年人来说也有更多选择,而这与小家庭的生活模式截然相反。合作公寓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自由,使我们可以更合理地分配家务劳动,而不需要额外聘请保姆。

大家庭里,谁来负责照顾家人?

     这听上去很好啊!

     是挺不错。但随之而来的是照顾家庭成员的工作被摊派给个人,这让我对合作公寓重新产生了疑虑。这和幼儿园的情形类似:先是让家长轮流采买配餐食材,下一步是解雇厨师,再然后是家长轮流打扫卫生……我是经历过体制转型的人,当时 ,东德的幼儿园一律按照西德标准实行改制,只保留一名清洁工,不配厨师,不配洗衣工和缝纫工。终于有一天,洗床单的任务也落到了家长的头上,托儿所甚至问我能不能帮忙缝制三十个围兜。我要说的是,那是个国家出钱办的托儿所,并不是家长自发组织的民间托儿所。

    所以说,如果作为一种替代方式的合作公寓完全是效仿“大家庭”模式的话,我不太能接受。因为大家庭里负责照顾家人的是谁呢?——是免费的女性劳力。“代理祖父”一时兴起或许会陪孩子们下下棋;可到了真正需要别人替我照看孩子的时候,我能指望他吗?不能。我宁肯去会找隔壁的女人帮忙,而她多半也和我有着相同的处境,换句话说,已经被各种家务事搞得筋疲力尽,不堪重负。虽然这样问题也能得到解决,但并不是我希望看到的解决方式。

     不能把孩子交给父亲吗?

     在做家务和陪伴孩子方面,我相信父亲们的意识和愿望还是有的。但这也意味着要作出自我牺牲,事实上很少会有当爸爸的为了照顾家庭而牺牲自己在社会上的工作,父亲在这方面缺乏的榜样。正如很少会有当妈妈的牺牲家庭,牺牲那些依赖与她的家人的利益去成就自己的事业。

文学领域里的成功意味着什么?

     女作家在发展文学事业方面能得到某些支持吗?

     既然有成功的女作家,那么请问她们是谁?她们有着怎样的经历?她们有孩子吗?靠什么谋生?她们怎么写?写什么?一句话:文学领域里的成功意味着什么?是商业上的成功,还是艺术上的成功?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能为《落地窗》一书找到一家出版社,当时差一点就要去报名参加再就业培训。最后,我作为一个母亲在事业方面又峰回路转。但事情也可能沿着另外一种轨迹发展,那样的话就不会有人读到这本书了。我很难把自己看做一个例子,也不希望自己被当成一个例子,来证明“身为三个孩子的妈妈还能轻松写小说,完全不成问题”。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样

安珂·施特林(Anke Stelling),1971年生于乌尔姆,在斯图加特长大。1997年至2001年就读于莱比锡文学研究院。从事小说、影视及戏剧剧本创作,是三个孩子的母亲。目前与家人一起在柏林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