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仇恨
“重点是遭到羞辱之后奋起抵抗的感觉!”

 
© Koshu Kunii

我们采访了一位为遭受种族主义警察暴力受害者提供咨询服务的顾问,讨论了德国现在的情况。

作者: 弗朗齐斯卡·塞塔·科赫斯塔尼(Franziska Setare Koohestani)

    上周,一名白人警官在明尼阿波利斯杀害了一名叫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黑人。这名警官跪压在弗洛伊德的脖子上,整个过程持续好几分钟。尽管弗洛伊德数次高喊:“我不能呼吸” 和 “请不要杀我”,结果仍无济于事。这一事件使美国群情激奋,大家弥漫着悲伤和愤怒的情绪。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再次在美国展开街头抗议活动。德国也开始出现反对警察暴力和种族主义的示威活动。

    因为在德国,黑人和有色人种同样经历着警察的种族形象定性,也就是警察会因肤色或种族而不是证据怀疑他们犯罪,尽管这样做是禁止的。这些人只是因为肤色而遭到攻击和逮捕,并且承受身体暴力,抑或在被警察拘留期间死亡,就像奥瑞·亚罗(Oury Jalloh,一位在德国被警察误杀的塞拉利昂人—译者注。)的情况一样。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任何有代表性的数字,警察暴力也很少能够得到揭露。 德国法律只在一些特定的领域明确允许警察可以在没有任何嫌疑的情况下对一个人采取控制检查之类的行动。尽管如此,德国人权研究所批评该立法授权警察“能选择地采取行动,而不必将某人的行为作为其采取措施的理由”。这自然会导致警察仅仅依据一个人的外表就采取行动。

    “种族主义警察暴力受害者运动(Kampagne für Opfer rassistischer Polizeigewalt)”是一个针对相关事件当事人设立的咨询中心,该中心在网上开设了“2000年至2020年柏林种族主义警察事件纪事”。在这个数据库里记录了诸多相关案例。 彼珀拉博·巴苏(Biplab Basu)在这个中心工作了20年,他为遭受右翼、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暴力的受害者提供咨询。在采访中,他解释了受害者们为什么要站出来捍卫自己;以及为什么这样做是很重要的。

《今日德国》:根据您的经验,哪些人最容易遭到种族主义暴力的侵害?

彼珀拉博·巴苏:所有“非白人”都是潜在的受害者,特别是15到40岁之间的年轻人。如果他们的穿着很平常,那么就不太可能被警察控制检查。如果我穿着西装和擦亮了的皮鞋,那么我也比较安全——当然,这样的行头也不是绝对的保险。

“种族主义警察暴力”究竟是什么意思?

首先,我认为警察对个人的每一次控制检查都展示了某种形式的暴力,这也不仅仅包括身体上的暴力。如果不是这样,我就没有义务在公园散步时配合这种检查。这是对某一群人进行的、有系统的犯罪污名化。当一个人在公共场合被拦下,并且遭到搜查和讯问时,是一件丢脸的事情,这也释放出两个信号——对于白人来说,释放出的信号是:这些人是罪犯,我们来保护你,我们是你的盟友;而另一个是给非白人居民的信号:我们一直密切监视着你们。到我们这里寻求帮助的人都亲身感受到警察行动背后的种族主义,这类行动比在德国白人身上更为常见。然后,他们还告诉我们:“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因为我是黑人”或“就是因为我是土耳其人”。
 

最重要的是要了解法律和自己的权利。


哪些案例给您留下的记忆特别深刻?

谈到这儿,我会立即想到一名伊拉克难民。2016年,他在柏林的住所外被一名警察开枪打死。该事件的调查已被搁置。还有一对土耳其背景的父子,他们拜访了医院里的某个人。在医院的门厅里,这对父子突然被便衣警察推倒在地,并因此受伤。据警察解释说,这是因为把他们和别人搞混了。他们两个来找我,并起诉了警察,但是这毫无用处,因为之后就没有了下文。我还处理了许多警察闯入公寓,残酷殴打当事人重伤入院的案件,这些案件里的施暴者仍未被定罪。

如果有人觉得自己因种族原因受到警察的不公正对待,他能做些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要了解法律和自己的权利。大家不应该害怕警察,而是应该有能力以合乎逻辑的方式为自己进行辩护。而这里的问题是:大家从小就把警察视为权威而不敢去提出质疑。

那么,在遇到警察采取控制检查行动的时候,是否应该斥之为种族主义?

是的。人们应该问:“您为什么偏偏要对我进行检查?”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也可以说:“我拒绝。”不要有主动的抵抗行为,但要和他们对话。

这会有什么作用?
 

这当然并不总是有用,也不一定能让警察醒悟,甚至道歉。坦白地说,我觉得警察会因此改变他们行为的希望并不大。尽管如此,这还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样可以帮助那些受害者。这样可以自己来证明自己,并且主动对种族主义加以分析。谁知道呢,当警察一次又一次地面对这样的要求时,也许他们在某个时候就会有所醒悟。

我认为每个公民都有义务去举报重大暴力事件。


作为一个局外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做?

即使是局外人,也可以直接与警察交谈并提出疑问: 这里正在发生什么事?例如,如果发生重大暴力事件,也可以作为证人提出指控。不一定非得是当事人才能这样做。我认为,每个公民都有义务举报重大暴力事件。出手进行干涉是能帮上忙的,当然还要考虑在这一特定的时刻什么是自己力所能及的。我还可以举两个例子。

好的,拜托了。

在一个夏天的午后,我亲眼目睹了一名警察试图用警棍驱逐柏林地铁科特布斯门(Kottbusser Tor)车站入口的一位无家可归者。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并说他无家可归,没有什么别的地方可以去。警察一开始则试图说服我,但他们后来终止了行动,放过了这个无家可归的人。2018年9月,一名黑人被警察拖到车上,理由是怀疑他偷盗自行车。他开始反抗,然后警察强行将他按在地上。目击到事件的路人聚集在事发地点并开始询问警官为什么要这么做,同时拍起了视频。巧合的是,RT频道的摄制组也在那里。然后,录像发布了出去。几天后,受害男子来到我这里寻求咨询。我把他转交给了一位律师。遗憾的是,这名男子最终没有去找律师。但是,我认为这些视频原本可能会为他解决这一事件带来希望。

现实极其残酷,令人极度沮丧。


如果有人来找您咨询,您具体会怎么做?

首先,我当然会倾听那个人讲述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会去质疑他们的经历。然后我问他们为什么来找我,还有比如他们是否愿意去举报。有些人实际上只是想告诉别人他们的经历,抑或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完成一个诉讼。那也没关系。他们中的许多人都非常恐惧。大多数来找我的人都想做点什么。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我协助他们去投诉,例如在网上举报。然后我会向他们解释下一步做什么。这时候必须把细节说清楚:一切能找到的证据是有用的: 例如医院的报告。我会告诉他们哪些文件是必须的。然后警察局会把档案转交给检察院,由检察院决定是否可以提出指控。然后,我会将举报人介绍给律师,之后由法院来做最后的裁定。

取得的所谓成功很难算是真正的成功。


当事人在司法程序中取得了成功——这样的案件您是否经历过?

我现在几乎想说:“您还是别写这个了。”(笑)说句实在话:现实极其残酷,令人极度沮丧。二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我可能只经历过三宗警务人员最终被定罪的案件。当事人读到这里,可能会直接想: 这没用的,我必须接受一切。遗憾的是,情况也确实如此。取得的所谓成功很难算是真正的成功。但我了解到: 大多数当事人,因为外表和形象的原因,几乎每天都经历警察的控制和检查,他们对所谓成功有着不同的定义。对他们来说,成功就是不再逆来顺受,而是做出反抗,并且能够说:“我抗争过!”。这些人不像政治活跃分子那样会去庆祝自己的斗争和抵抗行为。他们所感受到的,是遭到羞辱之后奋起抵抗的感觉!这也是一种成功。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出现更多的定罪案件,这一点使我很痛苦。

您认为应该有哪些改变?

反对种族歧视和暴力的斗争不仅与警察的行为有关,检察官和法院也脱不开干系。这些部门相互之间应该更加独立地工作。我经常在法庭上听到这样一个问题:警察何必说谎或者做了这个或那个事情?但重要的其实是要弄清楚: 他们究竟有没有说谎?究竟有没有做这个或者那个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