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日记
风口浪尖

武汉
© 歌德学院(中国)2020

    封城那天是 23 日,除夕前一天。我醒时天还黑着,才凌晨 4 点多。抓起手机,看到学弟小霍一小时前从武汉天河机场发来的信息。“学姐保重,我先走了。”他在登上飞往柬埔寨的航班前说,接着转发了一条新闻:“武汉今天 10 时起,全市公交地铁等停运,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关闭”。新闻发布时间是凌晨 2 点。“封城”,标题里打了个引号。

作者: 刘璐天

    这在意料之中,但又很突然。关于一种不明原因的肺炎,消息已经传了一阵子。我那时还在北京,上海同事小龚在 12 月 31 日早上给我发来一张截图,是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前一天发布的紧急通知,说华南海鲜市场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有一种说法是,引起这种肺炎的病毒近似 SARS。不过 1 月 2 日,中央电视台又报道,武汉有八人因散布关于疫情的谣言被查处。我有些担心,看到《联合早报》说香港加强戒备,而国内媒体《财新》也称有武汉感染者在泰国和日本确诊。大家当时都称呼这种疾病为”武汉肺炎”。
 
    问父母实际情况如何,他们说,是造谣,也就几个人感染吧,只关心我何时回家。还传给我一条本地段子:世界人民觉得中国是“疫区”,中国人民觉得武汉是“疫区”,武汉人民觉得汉口是“疫区”,汉口人民在开心的办年货,赶吃年饭聚会,不想搭理。

1

    去年底,我刚从北京的一家媒体机构离职。因为春节打算和小霍一起去柬埔寨,采访那里的华人,我定了 1 月 25 日从武汉飞往西哈努克的机票,打算 1 月 14 日提前乘火车回家陪父母。抵达站是汉口站,这里距离华南海鲜市场只有几百米。我让爸爸别来接车,他还是提前等了我一小时。由于还未到春运高峰,车站人不多,也没人戴口罩。地铁里也是。一切和往年没什么不同,路边一些店铺挂着红灯笼,水果店把果篮摆在最显眼的位置,卖热干面和糯米包油条的摊子冒着热气,叫人嘴馋。
直到 1 月 19 日,武汉卫健委的通吿里都没有新增的新冠肺炎病例,只说可能存在“有限人传人”。副市长开了第一次疫情通报会,说“可防可控”。国家卫健委的说法也一样。这天早上起来,我有点发烧,觉得应该就是普通感冒。我们一家三口去了一家海鲜火锅自助餐厅,打算吃点热的。我戴上了口罩,但没能说服爸妈。他们坚信官方的说法,“可防可控”。
 
    到 20 日下午,钟南山院士出现在新闻上,带来的消息和之前截然不同。“根据目前的资料,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肯定的人传人。”他还说,武汉有 14 名医护人员已经被感染。接着关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武汉疫情做出指示的报道也出现在所有平台上。”习近平都出来说话了,那应该是真的严重了。”直到这时,每天都会和老友搓麻将的爸爸才不再出门。我则告诉小霍,我有点发烧干咳,柬埔寨就不去了。叫他也保重。
武汉 (#7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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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开始带着嘲笑的口吻扒出关于武汉本地的报道。1 月 18 日,武汉本地媒体《楚天都市报》头版是关于一个有十几万居民的社区百步亭办“万家宴”,喜迎新春。还有一个几天前的视频采访里,记者问市民,“戴不戴口罩?”“不戴!”“为什么不戴?”“相信政府!”
 
    我记忆中武汉人的性格原本也是这样。有句本地方言“不信邪”,说的是遇上什么事先不担心后果,偏要硬碰硬,试试看会怎么样。这里诞生了生命之饼、AV 大久保之类的朋克乐队,有个全国独立乐队巡演都会路过的 Vox 酒吧。汉口清朝时已开埠,码头文化已有几百年历史。改革开放,汉口的汉正街小商品市场是第一批试水的,挤满为了改变命运能从凌晨三四点工作到晚上十二点的生意人。1998 年大洪水,我八岁。记忆中只有拿伞玩水的快乐,恐惧感是后来看资料才补上的。
 
    但很显然,这次的“不信邪”不同,更多是因为信息不对称。

2

    封城的通知来自武汉市临时成立的疫情防控指挥部。关于预案是什么,城内的人如果遇到出行困难或者物资问题该怎么办,没有任何官方解释。从发布通知到真正封城,只有八小时时差。火车站和高速路出口排起长龙。妈妈六点起床看到新闻,八点冲到离家十分钟的超市采购。门口有人挨个测体温。蔬菜区排起了长龙,大部分已经被抢光。结账区也是。妈妈没有买到蔬菜,用两个购物篮塞下尽量多的鸡蛋、牛奶和主食,出门时遇到满脸迷茫的邻居——购物篮已经被拿光了。
 
    一切都和每年除夕一样,又不一样。外头只有雨声,没有鞭炮声。明明身在家中,但手机和电脑里看到的那个世界却显得更真实,才是我唯一能了解真相的地方。
武汉 (#7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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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城后的 48 小时,武汉变成了一座孤城。这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武汉被长江和汉水分成了汉口、武昌、汉阳三个大区,又细分为十三个小区。户籍人口加上流动人口一共有 1400 万人。交通封闭意味着寸步难行。防控部在这期间连续发布了八个单方面的通吿,包括关闭过江隧道、封闭各区,并且开通爱心物资捐助,只允许通过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募资。但没有说明市民日常生活该怎么应对,大家也不知找沟通。民众和政府变成了两条平行线。
 
    问题很快出现了:没有私家车的医护人员无法上班;医院急缺防疫物资。很快有尚无症状且拥有私家车的本地市民出动,分区组成了志愿者车队。医院又各自发布了物资求助的海报。微信群上很快出现各种临时组建的志愿者群,名字也各式各样“鲁磨路救援队”、“蓝天救援队”、“微光救援队”、“武心援”、“搞点东西”,除了接送患者和医护人员,他们也从境外以及国内各地募集物资直接送到医院。相比之下,直到晚上,武汉防控委才发出第七个通吿,说要调度 4000 台出租车,分配给各社区中心。

3

    越来越多的医院求助截图出现在微信群以及微信朋友圈里,又被人汇总成公众号文章、微博帖子。物资告急的程度令人难过。医生不敢吃饭,因为防护服不够用,脱了就得换新的。一个口罩带五天。没有口罩就用手捂着。有标注汉口殡仪馆身份的人说,从收到的尸体判断死亡人数是公示的数倍。微博国际版上有人发视频,三具盖着白布的尸体躺在医院过道里,两侧或坐或立着戴口罩的人。录视频的是个女人,汉腔里带着哭腔:“市长热线打不通,尸体没人管,医生忙不过来,医院领导找不着。”
 
    很显然,大部分群虽然及时,但有些共性问题:全是各种各样的小需求,没有人负责核实信息真伪和时效。不断有不明身份的新人加入,对话刷屏过快,效率当然比集中统筹低多了。但一些人并不相信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质疑各种流程所花的时间,也怀疑其信誉,想保证自己的钱落到实处。

全是各种各样的小需求,没有人负责核实信息真伪和时效。

    有位医生在群里发了条语音:消耗速度高于物资速度。医院方面明显也没有统一的后勤人员。从凌晨 1 点到凌晨 3 点,我在两个互助群里看到过两个人转发同一条信息,说五医院医生没有吃的。有人说,五医院五次联系她,都是不同的人。后来大家才知道,是因为医院领导不愿意接受私人捐赠,一定要等红十字会的派发。下面医护人员已经等不及了。之前对外的联系人已经都病倒,新的联系人想到越过院方向外求助。
 
    从《三联生活周刊》、《财新》等非官方媒体的报道中,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问题的紧迫。试剂盒数量不够、确诊艰难、床位短缺以及无法收治的患者意味着更多人可能被感染。
武汉 (#7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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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城后一周,我收到了上百条问候信息。在温州市过年的前同事小孙和我说,爸妈夜里都发烧了,还口苦。这是一些患者自述里提到的症状。她有点崩溃,因为妈妈半夜三点自己去了医院,医生问近期是否去过武汉、是否咳嗽、是否接触活禽,只开了退烧药,就放她回了家。温州的确诊人数仅次于武汉。有 18 万温商在武汉,33 万湖北人来温工作。
 
    有素未谋面的导演 K 联系上我,说想知道武汉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打算找普通人拍自己的生活,做成纪录片。他找了三十几个作者,遍布全国。人们说起各自的伤心事:一位武汉摄影师,1 月 9 日还和两个朋友一起拍了合照,现在他们都死了。在肇庆,一位年轻爸爸在武汉封城次日遇上妻子生产,在外焦虑的等待。在广州,有位高中生的奶奶病危,他拍下了父母的对话。“宣传口号之类的东西不需要我们去做,那也没什么意思,我们该记录些真实的东西。”
 
    一位黄冈志愿者每天晚上和我聊天。她是英山县的一位县城老师,原本只打算捐钱给医院,结果演变成为医院找物资,并且逐渐对接了 14 家医院。白天她总在车上,同时在各个微信群里求助口罩、防护服和体温计。大部分时候她都显得很焦虑,因为湖北省地市和武汉比起来仍然是“灯下黑”,物资难以得到保障。只有一天她显得很高兴,告诉我拿到了黄冈到武汉的通行证,以后不用每走一段路都要开不同的通行证了。
 
    小霍则发来消息说,由于航班上有同行乘客被确诊,他在从柬埔寨返程时被隔离在了无锡,得在那里待 14 天。

4

    由于物资紧缺,我们家的饮食改为两顿:上午九点吃早饭,下午四点吃午晚饭。一开始我们很少在饭桌上谈论疫情,都在各自刷手机。后来熟人中陆续出现患病的或去世的,我们就开始边吃饭边彼此播报亲友的生死。爸爸说,他报道高校教育时的一个朋友,武汉电视台的记者,大年初一过世了。妈妈谈起,南师附中下一级的同学在美国工作,回武汉过年,也是大年初一去世了。我去年在汉口采访过的两位物流公司老板,一位死了妈妈,一位死了爸爸,都是由于年龄大、等床位时病情从轻症被拖成了重症。
 
    官方叙事总是宏观,而真实情况其实都藏在微观里。你好像能看到一个巨大系统被紧急启用运转时,那些生锈的部件如何彼此摩擦嘎嘎作响。
武汉 (#7760)
© 歌德学院(中国)2020
    由于物资和物流受到了官方更严格的控制,志愿者们在物资支持能做的事越来越有限,注意力从物资转向患者援助。从 2 月 2 号开始,我也加入了两个志愿者团队,开始对接那些求助的患者。2 月 4 日晚上,洪山体育馆的方舱医院连夜找去 200 多个志愿者搭出 1000 个床位,开始收治患者。但我们每天仍然感到非常无力,床位明显不够。我们能做的只是告诉患者:一定要想办法做 CT、做核算测试,尽快确诊,确诊才是保命符;危急的情况要去微博求助;要不停打电话催促社区;卫健委、防控部的电话也都要打一遍;所有能够填写的表格也都要填一遍。
 
    一位朋友在人民日报志愿者团队里,不过只做了三天她就退出了。她的工作内容时确认求助信息,和每个患者打电话询问进展。比起那些年轻且一家多口感染的,70 岁以上老人很多时候可能无法被排上优先级,但你可以从电话中听出他们有多无助。她打通的最后一个电话,是患者家属接的。患者刚刚在家里去世,家属刚打完 120,要等 120 来开具死亡证明,才能联系殡仪馆。而即使打 120,也还是要排队,有时排到 300 多号。

5

    2 月 6 日,李文亮去世那天,是封城以来最令人崩溃的一天。李文亮是武汉中心医院的一位眼科医生,最早的八个因为谣传被训诫的吹哨人之一,也是这八人中唯一接受媒体公开采访的。这天我对接的四个重症患者中有三个还没有住进医院。联系一个新的求助人,电话那头只能听见粗重的喘息声。我又给他的儿子打电话,他说起自己的舅妈如何等了十几天还不能确诊,死在医院大厅里。说起如何四处寻找价格已经炒到 600 元一瓶的免疫球蛋白。接着说道自己的父亲,如何 1 月 26 日已经确诊,但 2 月 6 日早上才被送到医院,而且还是只有隔离作用、没有基本医疗条件的方舱医院。“你觉得我们是不是玩了一场代价太高的游戏?”他问我。我不知该如何作答。

我又给他的儿子打电话,他说起自己的舅妈如何等了十几天还不能确诊,死在医院大厅里。

    挂了电话,我看到李文亮去世的消息。志愿者群接着弹出一条消息,说有 30 几个确诊轻症的老人原本被送去方舱医院,但医院已经住满,并且只收治 18 - 65 岁的患者。接送的车辆是一台改装的公交车,司机把车开到武昌火车站的停车场,就下班了,而老人们则无法回家。这时已是凌晨  12 点半,我们开始分头打电话:市长热线、110、120、卫健委、防控部、城管。都无法得到立刻派车解救的答复。直到凌晨 2 点半,通过联系每个老人所在的社区以及愿意接送患者的志愿者司机,我们才终于找到所有老人。
 
    我们后来才知道,社区只负责上报患者信息,卫健委只负责筛选信息、分配床位、联系患者和医院。社区与医院之间的那个真空地带,成为类似事件的温床。
武汉 (#8113)
© 歌德学院(中国)2020
    2 月 13 日,湖北省委书记和市委书记被撤职。这一天湖北新增确诊 14840 例,其中 CT 直接确诊 13332 例,核酸 1508 例。我们都为 CT+临床症状就可以确诊而感到高兴。另一个好消息是,外地有 1.6 万医护人员来武汉志愿。本地则有十几所高校被征用为隔离点,我妈妈所在的大学也是。
 
    但床位扩大、医护人员的不断涌入也意味着物资更加紧缺了。在数个物资捐助群里,大家都会谈到钱不够,以及口罩、防护服找不到有保障的货源。出现了二手口罩贩子。还有官方指定的厂家,以高于政府采购价格十几倍的价格向志愿者出售防疫物资。随着企业复工,额温枪的倒卖也成为和“口罩”一样的新生意。

6

    2 月 14 日,武汉市发布了更加严格的小区封锁通吿。所有小区只留一个出口用于患者就诊,其它人员不可出入。食品采购要靠社区团购,或者电商。但京东、天猫等平台政策不一,物流情况也出现停滞,很少能及时送上门。我们小区目前有 10 例确诊或疑似,一例死亡。昨天社区给每家分配了两个萝卜、两个包菜,大家已经感到很幸运。
武汉 (#9235)
© 歌德学院(中国)2020
    而对于患者们来说,又出现了新的难题。非肺炎患者不知道去哪里看病。我在过去几天遇到十几位急需透析的患者,但面对他们的困境是:如果不确诊自己是否患有新冠肺炎,很难找到愿意收治的定点医院。另外还有脑出血、癌症患者,有的是因为原本住院的医院被征收为肺炎救治定点医院,因此被强制出院;有的是找不到能够提供足够医疗条件的医院进行治疗。
 
    一位医生在谈到城内晚期患者的救治时和我们说:“在认命的基础上找活路,才有希望。现在人们都觉得生命是应该的,其实疾病和死亡才是应该的。”
 
    昨天早上,我们家又收到一条噩耗。爸爸在党校时认识的一位朋友,湖北电影制片厂导演常凯全家染病去世。爸爸早上看到这套消息,又坐到了阳台,在阳光下一个人抽烟。这里成为封城后他每天待得最久的地方。

图片:尹夕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