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妮娜·布斯曼

长江下游
 
一位德国友人对我说，去亚洲旅行，属于自己的地盘就变少了，至少在空间上必定如此。至于在精神文化层面，反正她怎样都觉得自己是个异类，因为一切都如此与众不同。老有人推揉你的身体，四处都很是拥挤。“你在的那儿也是如此吗？”她在信中问。

有时候，嘴里一个字都蹦不出来的感觉真的很不好；但有时候，一言不发反倒能坐实一个观察者的视角。偶尔我也会被想要跟我合影的陌生人抓住肩膀，被迫放下路人的面具，但我的愤怒只会令他们愈发乐不可支。如果说跟人交流需要手脚并用，那确实是夸张了，因为但凡是有手的人，都不会用脚去比划。我们靠得是手势和面部表情，但这已经足够让人费解了。与声音打交道的人，首先要学的就是用丹田吸气和呼气，将整个身体想象成一个共鸣体。脚的作用是牢牢地接触地面。至于精神文化方面的内容，当然不可能一直将它们彻底排除在身体之外。

我被告知，如果一字不识，就没法在周围单独活动，走到哪儿都需要人陪同。接待方允诺一直派人陪我，手把手地带我做事情，我需要什么尽管开口就好。这真是有趣极了，我想。（我忘了自己也曾在其他地方有过类似的遭遇，包括拉丁语国家和没有指示牌的森林。）何况，这座城市现在已经双语化了，至少我独自行动时经常出没的区域便是如此。一个人行动完全不难，找路至少比在毫无标记的森林里容易许多。

这是一座由红绿灯、十字路口、茶馆、连锁咖啡店、开放和封闭的建筑、公共和私人交通工具及公园组成的城市。老年人在草坪上放风筝，打羽毛球。休闲公园里的小火车、旋转木马和回转秋千，正安静地等待着下一个夏天的到来。从太湖运来的风化石灰岩浑身布满窟窿，耸立在一旁。一个石灰岩洞里开了一家健身房，旁边的小溪上有一座桥，等待晾干的毛巾就挂在桥的扶手上。只有长江我一直未曾谋面，只到过它的支流和附近的小岛。我乘渡轮去到对岸，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我没能找到那块写着英语的牌匾，给一只小跑着穿过马路的白狗拍了个照，就匆匆返程回到了熟悉的对岸。

谁说一个外国文盲在这儿寸步难行！我去的地方也并非总是熙熙攘攘。城市公园被扩建成了森林，草木茂盛的洼地中只听得见叽叽喳喳的鸟叫。你可以在由一座座桥连接成的人工小岛上随性奔跑，直到几乎迷失了回去的路。一家学生咖啡店的门口挂着“休息”的牌子，这儿有手写菜单、图书交换区和女性沙龙，还供应玫瑰牛奶和啤酒。我没赶上沙龙的讨论，在给家人的信中，我坦言自己在这儿错过了许多，而且是许多许多。与世上大多数地方一样，外国人在这儿能享受特殊的待遇。提供给外教的公寓有好几个房间，还有厨房、浴室、中央供暖和一张3x2米的大床。我没机会体验与另外五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的感受，只从外头看到过三张高低床、晾在窗户前的衣服和靴子和公共浴室。“闹矛盾对谁都不好。”当被问及是否想过要有自己的房间时，一个学生显然无从开口：“要学习了就专心学习，想一个人安静的时候，我就自己听音乐。”

这儿还有专门为家里没地方养猫的人开设的猫咪咖啡店。你可以在里头看着猫咪们攀爬打闹，抚摸它们，给它们拍照，或是静静地望着它们发呆。这儿有供人们一起跳操、放风筝和结伴跳舞的广场。只要愿意，总能给身体找到足够的去处。

系里的教授们告诉我，这儿的人们早已不再为自己的命运担忧。一群九零后学生坦陈西方对他们的影响。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文化交流工作者跟我说，二十多岁的那一代人“深受韩剧的影响，这一点从他们的穿着打扮上就能看出来”。他们爱穿镶有皮边的连帽大衣、胶鞋和皮靴，戴黑框眼镜，还爱穿有弹性的紧身牛仔裤。“这代人跟我们这代截然不同。”歌德学院的Y女士说。“我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一位女学生说：“特别崇尚两个人的浪漫和亲密。”至于她是否相信爱情？在研讨课上，我按照事先的计划，谈了“现实和虚构”这一话题。这门课的名称叫《“我不想撒谎！”》，我们一起讨论了剧作家沃尔夫拉姆·罗茨这番呼吁的意义所在，以及在编造故事的同时保留真相的可能性。还是说这一切根本就是一场谎言？（这不禁让我联想到了我在柏林中国签证中心的遭遇。我的职业在那儿引起了一些争议，但在我声明我书里写的故事都是编造的之后，事情得到了圆满的解决。）“真相总是血淋淋的。”在园林城市苏州，一个学生这样对我说。但更多的时候，我们聊得还是虚拟人物的生活，他们的荒唐想法、未来规划以及他们的爱情和工作。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来得及考虑这一切都是虚构的。但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