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克爾·巴爾蒙斯離世 “我是在電影院讀的大學”

邁克爾·巴爾蒙斯
照片| 版權:pa-picture alliance

攝影師邁克爾·巴爾蒙斯(Michael Ballhaus)改寫了電影史。2017年4月12日,這位攝影師於柏林去世,享年81歲。2016年的柏林電影節中巴爾蒙斯獲得終身成就金熊獎,這位土生土長的柏林人曾與 歌德學院(Goethe.de)談及他傳奇的職業生涯。

巴爾蒙斯先生,2016年柏林國際電影節為您頒發終身成就金熊獎。此次獲獎對您有何意義?

它意義重大,40年來,柏林電影節一直與我密切相關。每次攜電影作品參展,我都感到非常高興。對我而言,這個獎為我對柏林電影節作出的貢獻畫上了圓滿句號。

您是第一位獲得這個獎項的攝影師。與演員和導演不同,攝影師在德國很少會受到公眾的矚目,而您卻首開先河。在您的職業生涯中,是否有哪一刻讓您意識到您其實也受到廣泛的關注?

八十年代我在美國和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等導演一起拍戲的時候,開始有這種感覺。德國人在美國電影行業工作很不尋常。因為當時和我一樣在美國電影界謀生的德國人還寥寥無幾。

對職業的尊重舉足輕重

您在自傳《腦海中的圖像》(Bilder im Kopf)中寫道,自己在孩提時代其實極少看電影。您的父母是戲劇演員,曾組建一個小劇團,您就是在那裡開始攝影師生涯的。劇團是否為您之後的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學習天地?

的確如此。在劇團裡我認識到演員作為職業的重要性,與演員相處時也小心翼翼地加以愛護。我對這一職業的高度尊重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演員在鏡頭前也能夠察覺到我的這種態度。

您萌生出當攝影師的念頭,是在探訪馬克思·歐弗斯(Max Ophüls)的《傾城傾國欲海花》(Lola Montez)的拍攝現場後,而這部電影是五十年代最前衛的作品之一。此後,您成為一名學徒學習攝影,並在電視台當了幾年的攝影師。六十年代末,您拍攝了自己的第一部電影,並在德國電影電視學院(dffb)擔任講師。但您自己卻從未進大學學過電影。

沒有,我是在電影院讀的大學。有段時間,我經常去看電影。有些電影還看過好多遍——例如,尚盧·高達(Jean-Luc Godard)的《輕蔑》(Die Verachtung)就看了不下八遍!影片裡有太多精彩的細節,我迫切地想要發掘攝影拉烏爾·庫塔爾(Raoul Coutard)的拍攝手法。我的另一個榜樣是史汶·尼克維斯特(Sven Nykvist),他是英格瑪·柏格曼(Ingmar Bergman)的攝影師。他的鏡頭總能捕捉到人物眼睛的美妙絕倫。我始終認為眼睛很重要:它是心靈的窗戶。

運動就是情感



除了史柯西斯,人們還經常將您與雷納‧韋納‧法斯賓達(Rainer Werner Fassbinder)聯繫在一起。七十年代,您跟隨他一起拍攝了15部電影……

 

和法斯賓達一起工作——雖然艱苦,但的確頗有受益。我學到了很多,主要是:只要能跟法斯賓達先生打好交道,跟任何一名導演打交道就不在話下了!因為他這個人有點麻煩……

在拍攝法斯賓達的《深閨怨婦》(Martha,1974)時,您發明了著名的360度攝影機運動,也就是電影史上所稱的“巴爾蒙斯環繞”。在您早期的作品中,那些優雅的鏡頭運動就已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從一開始,攝影機的運動就對我十分重要。我的座右銘是“運動就是情感”。使鏡頭移動起來,能夠喚發觀眾內心的感情。

八十年代初,您去美國開拓事業。作為一名德國攝像師,美國人是怎樣看待您的?

許多導演們認為,我觀察事物的眼光與我的美國同行不一樣。這是他們所樂於看到的。而且我敢於用非常快的速度和較少的預算開展工作。我跟史柯西斯拍的第一部電影《下班後》(Die Zeit nach Mitternacht)總的預算才400萬美元,而且只有40個晚上的拍攝時間。史柯西斯在事業起步後,就沒再遇到這樣的工作條件了。我對他說:“馬丁,我們每天晚上要拍15個鏡頭。我能做到,我跟法斯賓達就是這樣過來的!”

充滿感情的故事適合我

您跟史柯西斯一共拍攝了七部電影,其中包括黑幫片《四海好傢伙》(Good Fellas,1990)、《紐約黑幫》(Gangs of New York,2002)、《神鬼無間》(The Departed,2006)。您有沒有特別喜歡其中的哪一部?

是的,有一部:1993年的《純真年代》(Zeit der Unschuld)。這也是我最喜愛的電影。

這是一部根據伊迪絲·華頓(Edith Wharton)的小說改編的通俗劇:它講述了一段被社會習俗所拆散的愛情故事……

這種充滿感情的故事就適合我。我們有非常棒的劇本和無可挑剔的條件:例如,蜜雪兒·菲佛(Michelle Pfeiffer)、薇諾娜·瑞德(Winona Ryder)、丹尼爾·戴-路易斯(Daniel Day-Lewis)都是出色的演員。而且拍攝場地和佈景簡直如夢如幻。當時的德國根本沒有這樣的拍攝條件。

這部電影拍攝手段十分複雜,且製作精良。

是的,史柯西斯和法斯賓達一樣,都是非常注重畫面感的導演。他會很準確地表達自己對鏡頭的想法,而我很樂意去落實他的創意。不過,描述一個畫面與將其轉化為現實,這兩者之間還是有很大區別的。

我拍了許多優秀的電影

您在拍攝《一曲相思情未了》(Die fabelhaften Baker Boys,1989)時就認識蜜雪兒·菲佛(Michelle Pfeiffer)了。

我覺得這部影片很有意思:導演史蒂夫·克勒伍(Steve Kloves)不是個視覺派的導演。我讀完劇本後,跟他講了自己對電影的想法。他就說:“就這麼拍吧,就照你想的去拍!”於是,我就可以自主決定畫面的構成,這讓我歡欣鼓舞。

這部電影的點睛之筆是當蜜雪兒·菲佛躺在翅膀上唱歌時,鏡頭環繞她轉的那一圈。

這個環繞蜜雪兒的360度鏡頭……我在讀劇本時就知道:這裡必須產生如同做愛一般的效果——鏡頭必須圍繞她轉一圈!我把這個建議告訴了史蒂夫,他聽了很高興。蜜雪兒演得也非常好,這是她演員生涯最輝煌的時刻。

您曾與多位著名導演合作過,包括法蘭西斯·福特·柯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沃克·施隆多夫(Volker Schlöndorff)還有沃夫岡·彼得森(Wolfgang Petersen)。您難道從來沒有想過自己親自執導一部影片嗎?

我的確有過一個感興趣的主題,就是羅特·蓮娜(Lotte Lenya)的生平。我花了幾年時間跟蹤這個項目,但最後因為一名德國電視台編輯的緣故沒能成功。不過好在我也拍了這麼多優秀的電影。像《純真年代》這樣的作品,今天的電影公司也許不會斥資製作了。我做攝影的時候,恰逢電影內容還處在豐富多彩的時代,這是我的人生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