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美瑞安·梅克爾 三十年後與台灣重逢

《寫給我生活的信》書籍分享會
照片:林政億 © 歌德學院(台北)德國文化中心

法蘭克福書展徵詢德國作家們,二零一九年二月是否有願意來台北出席國際書展時,美瑞安·梅克爾是最早答應的作家之一。這麼快就做了決定的原因是:梅克爾早就和台灣打過交道了,大約三十年前,仍是大學生的她曾在台北住了一年。這次是她與台灣重逢 – 也是再次來到台灣;這個我們稍後再談。

梅克爾是作家、記者,擁有多重身分。她的職業生涯發展得特別快,當過電視節目主持人;九零年代,才三十出頭的她,成為德國當時最年輕的通訊科學教授;然後當上政府發言人,以及北萊茵—威斯特法倫(Nordrhein-Westfalen)州政府主任秘書。幾年後她飽受筋疲力竭之苦,這些她都寫進《寫給我的生活的信》(Brief an mein Leben);此書二零一一年出版,也在台灣出了譯本。過去幾年中,梅克爾先當上總編輯,二零一七年並成為著名的雜誌《經濟週刊》(Wirtschaftwoche)的發行人。目前她潛心鑽研科技變革及其對人類思考和行為之影響。二零一八年,她出了《我的腦袋屬於我自己:環遊出租腦袋美麗新世界之旅》(Mein Kopf gehört mir: Eine Reise durch die schöne neue Welt des Brainhacking)這本書。 

在台北的訪談

座談會:人工智慧:專家座談 照片:林政億 © 歌德學院(台北)德國文化中心 這些境遇出現之前,她於一九九零年在台灣住了一年。書展期間我在德國館,趁她上台參加一場以人工智慧為題的討論之前,問起這件事。
 
「我喜歡這個提問。我那時在台北過了非常美好的一年,能夠回來看看有那些改變,我很珍惜這個機會。」
 
一九九零年時,梅克爾時在明斯特(Münster)上大學,也選了漢學系,主要研讀的是:孔子學說以及古文。她因為想學說中文,學寫繁體字,所以來到台北,進入當時就廣受好評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文中心。
 
「我住在市中心,與松江路上的一個台灣家庭共同生活,一切都好得不得了。當時年輕的我學到好多東西,全心投入,甚麼都想嘗試一下。我經常走路,我向來都用徒步來征服一座城市,這樣你的觀察才會截然不同。」
 
一九九零年的台北與明斯特或其他的德國城市很不一樣,那時的差別更甚於今日。
 
「那時的路牌上沒有英文,沒有捷運,交通一團亂,大部分的人戴著口罩到處走,空氣因為幾百萬輛的摩托車而汙濁不堪,以至於炎炎夏日真的很難熬,有時候會喘不過氣來。我想,時至今日空氣品質仍然受到批評;但我們在德國也在討論與空氣汙染、禁止開車,其他諸如此類的議題。這些始終與發展狀態以及人們具有的可能性息息相關。我覺得現在的空氣比從前好的多,但這不表示空氣好到不必繼續努力以圖改善的程度。」

「那是一段精彩時光」

梅克爾和來自各國的大學生以及同齡的台灣人共同度過那段時光。
 
「一點兒問題也沒有,你很容易交到朋友。他們帶我去品嘗無論風格或吃法都很特別的早餐,帶我見識八十七種品茗綠茶的藝術。我們也一起上電影院,或者去所謂的MTV,一種租借影片的店,然後和一小群人坐在一間小包廂裡,以便享有一些些私人空間;台北的居住空間十分擁擠。很多東西從無到有,師大校區有Pop-Up酒吧,你先爬上狹窄的樓梯,走進一個房間,房間裡放了許多張掛著紗帳的老式床鋪。坐在這種床上,花生米就在一旁,開瓶器掛在一邊,然後開始喝擺在床上的啤酒,一直喝到躺在床上,好好睡一場醒酒覺為止。那時候甚麼都有,從這一點看來,那段時光真精彩。」
 
一九九零年,解嚴已歷三年的台灣仍舊不是民主國家,但那時的梅克爾覺得這並不很重要。
 
「中國剛血洗了天安門廣場,相較之下在台灣的人感覺好多了,申請簽證的確相當麻煩,有一大堆規定;你永遠不知道是不是通通過關了。有幾位同學必須出境,然後再入境。我自己也觀賞過一次向蔣介石致敬的盛大閱兵典禮,士兵們舉著他十六平方公尺的巨型肖像穿過城市。但那也是台灣開始發生重大變化的時代,民主化是第一步,第一波環境保護運動、第一次發聲的婦女運動等一一展開。這些我那時全都參與了,興奮得不得了。」
 

「一場冒險之旅」

座談會:都是假新聞嗎?德國的公廣集團和媒體生態 照片:林政億 © 歌德學院(台北)德國文化中心 梅克爾不只在台北探奇,她還搭巴士去東海岸的花蓮。
 
「一路上驚險萬狀,車子從土石流剛沖垮一半路面的深谷旁駛過,中間又穿過只見農人們耕作方式極為簡單,文明設施程度落後很多的區域,我也看到了茶圃。花蓮的旅館才遭遇了一次淹水,房間裡的積水有二十公分那麼高,而且一次又一次天搖地動。因為太魯閣峽谷有翻覆的危險,誰也不准進入;那是一場冒險之旅,我到今天還回味無窮。」
 
對今日年輕的旅客來說,這些簡直難以想像:那個時候不僅沒有網路,連手機也尚未問世。
 
「我和我熟悉的世界完全隔絕了,電話是聯絡工具之一,偶爾我會和我的父母親通話,他們打有線電話到我的接待家庭,另外就是寫航空信了。」
 
梅克爾和這個接待家庭感情甚篤,離開後多年仍然保持著聯繫,她說;但不知甚麼時候就斷了線。
 
「當時的信我都保存了起來,這次啟程前又看了一遍,我在其中一封我父親寫給我的信的信封上,找到了我接待家庭的地址。等到我把書展的所有行程都履行完畢,我要去那裡,看看那棟房子是不是還在。如果房子還在那兒,我就去按門鈴,看看接下來會怎麼樣。」
 
旅台一年之後她的中文進步很多,梅克爾說;但記住的並不多。離開台灣以後,這些年來她未曾再返回。 

「有時候生涯的發展就是和我們計畫的不一樣。」

「我一直有個夢想,想要成為駐外記者,並且真正有運用那門語言的能力,可惜沒有如願。我的中文差不多忘光了,因為我幾乎從來沒有用過它。我會說;我不吃肉,或者我要叫一輛計程車,但我不再能隨興的天南地北的聊天。我也還認識一些字,像禁止停車之類。奇怪的是,我在工作上有了非常不一樣的發展,反而和美國往來頻繁。我問自己這是怎麼回事?有時候生涯的發展就是和我們計畫的不一樣。但我一直想要再來台灣一次,就算沒有書展,有一天我也會來。」
 
儘管如此,身為記者以及出版人的梅克爾,這些年間依然在媒體上關注台灣的發展。
 
「關於台灣的報導並不多,而這不符事實比例,我每次都有點兒生氣。這個國家始終籠罩在中國的陰影之下,原因之一是中國過去幾十年間在經濟方面驚人的發展,當然這也和中國強硬施壓,盡量不讓台灣被公開承認有關。」
 
梅克爾因此也要利用這次來訪研究一番,然後在她自己擔任發行人的雜誌《經濟週刊》上,寫一些與台灣有關的文章。
 
「我和台灣的數位政務委員有個約,想看看這裡的發展,以及從科技變革的觀點來看,台灣過去幾十年來發生了那些變化。這是一個小小的修補,但我至少就要這麼去做了。雙方都有濃厚的興趣,但比較是從台灣這邊看德國,德國那邊還必須先激發出人們對台灣的興趣才行。這方面我們可以努力。」

 「兩德統一那天在台灣」

德國是這次書展的主題國,主題訂為「德國故事」,繞著會在兩國引起爭論的議題打轉。一九九零年十月三日,兩德統一那天,梅克爾人在台灣,她記得這件大事多麼引人矚目。不同於今日,那時與「中國大陸」統一的遠程目標仍是一個尚未遭到質疑的國家原則方針。
 
《寫給我生活的信》書籍分享會 照片:林政億 © 歌德學院(台北)德國文化中心 「有一次我去參加德國商會的慶祝活動,會場上瀰漫著一股極不尋常的氣氛,活動結束後這個問題還不斷出現:德國統一究竟是不是台灣與中國的榜樣?能和平地做到這種事,不是嗎?以台灣而言,這個議題直至今日仍具有現實意義。除此之外,這次我從談話中得到了一個世代差異的深刻印象,年輕的一代很明顯的自信滿滿,覺得台灣是一個自主而且獨立的國家。」
 
許多其他方面的改變,梅克爾這次都注意到了 – 但也有一些保持不變的東西。譬如說大部分的台灣人基本上很友善,至少對西方旅客是這樣。

「這裡的人就是很關心、樂於助人,今天會講英語的人比從前多的多,但基本特質都很類似。台北當然在很多地方往前邁了好大一步,在很多地方,與交通基本設施有關的,空氣,以及像一零一大樓那散發出一定程度現代化光彩的建築物。另一方面,我找得出這座城市三十年前就已經形成的很多對比。您若是去散步,您一定會無意中窺見小吃店廚房的後門,看起來和以前一模一樣。昨天中午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一家這樣的小吃店吃飯。花了兩歐元,吃了一碗加了很多青菜的湯麵。味道美極了,我心想,這和三十年前的感受完全一樣,讓我小小的惆悵了一下。」
 
我們就這樣繼續聊下去。
 
美瑞安‧梅克爾與寄宿家庭 照片:© 私人 幾天之後,書展結束了,我收到美瑞安·梅克爾一封電子郵件。她寫著:「我真的找到了我以前接待家庭的地址,鼓起勇氣敲門 – 確實是他們!」

他們坐下來一聊就是兩小時,三十年後的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