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藝術中的森林
失去的純真:城市造林與迪斯可森林之間

繼國家社會主義者讚揚森林主題後,近幾十年來,森林又在藝術界捲起重來。
繼國家社會主義者讚揚森林主題後,近幾十年來,森林又在藝術界捲起重來。 | 照片(細節):© Adobe

浪漫主義時期謳歌的田園景致或許已然消逝,但今日德國的藝術創作者,仍然從不同層面探索森林這個主題,有批判,有嘲諷,也有著眼於歷史的。

一看到油脂、毛毯和兔子,立刻就會聯想到約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那是他的創作材料與主題,經常出現在他許多著名的作品當中。但是尤其舉世聞名的,當屬他在卡塞爾第七屆當代藝術文件展中的植樹行動:一九八二年,預計逐步種植七千棵橡樹,將卡塞爾整個城市空間轉變成藝術舞台。可以說這是種特別永續持久的社會造型藝術,因為當年捐五百馬克(相當二百五十歐元)的人,可以種下一株小樹,四十年後,小樹將茁壯成蒼鬱優美的落葉樹。透過這次藝術行動,這位在二○二一年五月慶祝百歲誕辰的藝術家,成功貫徹了一次長期生態活動。直到今日,博伊斯的「城市造林」依然屬於德國規模最大、最昂貴的藝術行動,受到全世界的關注。 「城市造林」改變了卡塞爾這個城市的樣貌:圖為藝術家約瑟夫.博伊斯將近四十年前為「文件展」種下的橡樹大道。 「城市造林」改變了卡塞爾這個城市的樣貌:圖為藝術家約瑟夫.博伊斯將近四十年前為「文件展」種下的橡樹大道。 | 照片(細節):© picture alliance/dpa/Uwe Zucchi

打破禁忌

上世紀下半葉,藝術創作者能再度處理樹木與森林題材,絕對不是理所當然之事。納粹心懷不軌將森林工具化之後,對前衛藝術代表來說,樹木和森林成了禁忌。前東德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品中,雖然仍零星出現伐木工,但大自然只不過是背景而已。不管是前東德還是前西德,謳歌田園風光,全留給平庸老套的藝術作品或者地方性藝術,尤其掛在沙發上方的咆叫的鹿,小溪潺潺流過的山林等圖畫,只引起少數欣賞者的共鳴。這類俗氣的繪畫,有著年長客戶喜愛的悠適幸福的田園世界,就如同《銀色森林的守林人》(Der Förster vom Silberwald)、《獵人》(Jäger von Fall)等鄉土電影一樣。

特意以藝術形式探索森林的藝術家,一般都懷有其他想法。例如安塞爾.基佛(Anselm Kiefer),他在一九七○年代嚴格質疑以森林創造出來的神話。安塞爾挑選以條頓堡森林為背景的「赫爾曼之戰」,做為創作系列組圖「世界智慧的道路:赫爾曼之戰」的主題,將病懨懨的樹林與德國思想史上的偉大人物相結合,絕非偶然為之,因為「赫爾曼之戰」是日耳曼的勝利象徵、後來遭納粹濫用。一九八二年被逐出前東德的雷夫.克巴赫(Ralf Kerbach),在作品中讓德國詩人被砍下的頭顱在樹樁上「登基」。格奧爾格.巴澤利茲(Georg Baselitz)一九六九年第一個顛倒呈現的主題是森林,但很有可能只是個巧合。《頂上森林》(Der Wald auf dem Kopf)這幅畫,引起後來許多顛倒主題仿效,使得他聲名大噪。這種顛倒手法,完全可以理解成推倒原本對於渴望之地與力量之地的舊有觀點。尤其是後來沒多久森林也確實生病了:一九八○年代,酸雨不僅侵蝕樹皮,也同樣侵蝕了國家意識。

在抒情詩裡奄奄一息

今日,在談論森林時,都是以嘲諷或者環境破壞等斷裂的方式,文學或電影都一樣。森林已不用再承載民族主義的重擔。往返於柏林和特拉維夫的藝術家,艾爾達.法柏(Eldar Farber),專注於創造看似具有浪漫色彩的森林景致,但我們必須知道,他的家人在納粹大屠殺中逃過一劫,而他們的故事形塑了他的觀點。慕尼黑畫家伊拉娜.列維坦(Ilana Lewitan)處理的主題是父親的命運。他逃離納粹時,就躲在灌木叢裡。但是,列維坦筆下荒涼光禿的巨樹,看起來卻十分危險,就像一群岔開雙腳囂張走來的殺人犯。庇護和恐怖在森林裡相遇,就像驚悚片演的那樣:這種在犯罪中走向極端的矛盾心情,讓森林變成毛骨悚然的神祕舞台,結合野蠻、陰森等主題,但同時還有另一個主題:森林是人類得以歸去並與大自然融為一體的地方。
狼的生活:在電影《野性的誘惑》(Wild)中,導演妮可葉特.克雷畢茲(Nicolette Krebitz)讓女主角跟隨一匹狼在野外生活。 狼的生活:在電影《野性的誘惑》(Wild)中,導演妮可葉特.克雷畢茲(Nicolette Krebitz)讓女主角跟隨一匹狼在野外生活。 | 照片(細節):© picture alliance/ZB/Jens Kalaene 總之,森林是伴隨著故意逃離文明而生的,就如同許許多多拍攝現代隱士與避世者的紀錄片所描述的一樣。妮可葉特.克雷畢茲導演將這一點推向更令人不安的極致。在她的電影《野性的誘惑》(Wild,2016)中,年輕的IT專家安妮亞抓到了一匹狼,一起在她家度過幾天完全跟著本能行動的荒謬日子後,她跟隨狼進入了森林。浪漫主義的詩作或許會寫:「在那裡找到了心靈的寧靜。」但是,這座森林早已在抒情詩裡奄奄一息了。

渴望之地與迪斯可森林

二○一九年過世的詩人鈞特.庫奈特(Günter Kunert)說,森林在一九八○年代就已經進行了「最後的表演」〔「德國森林的最後表演」,發表於畫冊《森林》(Der Wald)〕。純粹的自然詩在以往疑似是沒什麼傷害性的,而漢斯.馬格努斯.安恩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或君特.艾思(Günter Eich)等人為代表,賦予了自然詩政治和道德意涵。此外,英格柏.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在如「我在森林裡再也看不見森林」的詩句中,呈現「異化與疏離」(Entfremdung)。森林同時也是一面映照心靈感受的鏡子。沒有一個地方像德國一樣,討論森林和樹木時如此情緒激昂。
 
德國流行歌手亞麗珊德拉因為她暢銷金曲《我的朋友樹》,名氣至今不墜。 德國流行歌手亞麗珊德拉因為她暢銷金曲《我的朋友樹》,名氣至今不墜。 | 照片(細節):© picture-alliance/dpa 只有在這裡,亞麗珊德拉(Alexandra)的「死樹」悲歌〔《我的朋友樹》(Mein Freund der Baum),1968〕得以成為暢銷金曲,而且明顯早於環保運動的興起。只有在這裡,即使是森林,也能走進迪斯可舞廳。電子音樂最重要的一名先驅,沃夫崗.伏格特(Wolfgang Voigt),希望以《國王森林》之類的專輯,創造德國流行音樂。在他的創作中,除了音樂上向理查.華格納致敬,也讓森林又成為多少帶有點嘲弄意味的渴望之地。

走進杉樹林,也可以很「古典」:俄羅斯─德國籍作曲家索菲亞.古拜杜林娜(Sofia Gubaidulina),在一九七○年後期捕捉了《森林裡的聲音》(Klänge des Waldes),技藝精巧,俏皮輕快。反觀克勞斯.朗(Klaus Lang)在他二○○六年的音樂劇《雲杉》(fichten)中,主要是將森林做為一種理念。舞台設計師克勞狄亞.朵樂樂(Claudia Doderer)則創造出一座抽象森林,觀眾得以悠閒漫步其中,或者只是側耳傾聽也行──散步成為一種思想上的冒險。

森林一直是個投影螢幕,放映出對未來的恐懼、氣候變遷,以及受到破壞的生計。另一方面,森林又代表了寧靜和樸素。荷蘭人赫爾曼.德.弗里斯(Herman de Vries)在法蘭克區的施泰格森林住了五十年。他以落在腳下的土壤和樹葉創作藝術,不需要對作品多加詮釋:「大自然能夠自給自足,對人類來說應該也足夠了。」是這位九十歲長者的信條。這麼做,對森林或許最有益處。 荷蘭人赫爾曼.德.弗里斯以落在腳邊的土壤和樹葉創作:《二○○七年,四十種植被草》(40 Gräser der Vegetation von 2007)細部,「赫爾曼.德.弗里斯所有、所有、所有作品,一九五七……」 荷蘭人赫爾曼.德.弗里斯以落在腳邊的土壤和樹葉創作:《二○○七年,四十種植被草》(40 Gräser der Vegetation von 2007)細部,「赫爾曼.德.弗里斯所有、所有、所有作品,一九五七……」 | 照片(細節):© picture alliance/dpa/dpa-Zentralbild/Bodo Schack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