擔憂與社會
德國的人擔心甚麼?總之,不怕新冠病毒大流行

在討論德國人擔心甚麼的講台上,擔心失去對生活的控制拔得頭籌。
在討論德國人擔心甚麼的講台上,擔心失去對生活的控制拔得頭籌。 | 照片:Pixabay

我和專門研究德國人擔心甚麼的人聊了聊,我徵詢了住在德國的人,包括原籍波蘭的人,關於這個議題的看法。現在我知道了,我們西邊的鄰居最害怕的是甚麼。

帕特莉霞・薩頓(Patricia Sadoun)從一九七一年開始就住在德國,她的故事可以當成一部電視連續劇的原型。帕特莉霞在摩洛哥出生,當時摩洛哥仍受到法國保護,是一名受雇於政府部門的摩洛哥猶太人與一位來自法國東北部的阿格諾(Hagenau)的女士所生的女兒。十六歲那年,她在一艘前往斯德哥爾摩的船上,認識了一位年輕的德國人。兩年後她違背父母親的意願去了德國,並且嫁給了這個年輕人。她能說流利的阿拉伯語、法語以及德語,在多家國際企業擔任經理:她把鋼鐵賣給汽車製造商,和客戶談判並開創了自己的事業。二零零三年一個寒冷的冬日,她搭飛機去布魯塞爾出差,飛機差一點兒就在結冰的跑道上撞成碎片,她於是決定未來的日子裡要放慢腳步。「我在醫院躺了三個月之後,麻痺的感覺才慢慢消褪,我知道我不但可以活下去,假以時日還可以跑步。我終於領悟到,生命給了我多少好東西」,帕特莉霞陷入回憶。

她決定開發新的領域:跨文化交流、心理治療以及輔導。她開始投入社會:「我希望回饋世界,因為它給了我很多東西」,帕特莉霞說。
 今天,她為司徒加特的史密特兄弟中心(Gebrüder Schmid Zentrum)工作,這是一個跨文化交流的地方,也是尋求幫助的人的起點。帕特莉霞主持辯論術研討會,為想創業的人提供建議,同時協助難民在德國的真實生活中找到方向。

她和那一區的居民聊天時,擔憂是經常出現的話題。「文化背景當然很重要,但大部分的擔憂其實不分國籍。這裡的居民第一個害怕的,是暴力、恐怖主義,但也怕生病,沒有足夠的養老金,擔心自己到了七十歲時,雖然已經沒有體力了,還是得去工作」,她說。

從外國來的人有另外一個嚴重問題:鄉愁,以及難以適應德國生活:「許多人覺德國文化很冷漠,人與人之間很疏離」,帕特莉霞解釋。「每當我看見他們,就會想起自己,他們懷念留在家鄉的東西,想念自己的語言、文化,想念所有他們熟悉而且熱愛的東西。但,背後隱約傳來憤怒的聲音:你怎麼這麼忘恩負義?你在這裡甚麼都有!」

另外一個問題是接受度:「每一個認為自己在德國有未來的人,都希望成為德國社會的一份子。這就是我最艱鉅的任務:讓他們感覺到,他們現在這樣就很好了,但是」,說到這裡,帕特莉霞意味深長地舉起食指,「同時又要讓他們明白,德國有些規定是他們必須遵守的,」她說。
每一個認為自己在德國有未來的人,都希望成為德國社會的一份子。 每一個認為自己在德國有未來的人,都希望成為德國社會的一份子。 | 照片:Pexels 語言知識、基礎學校教育以及一份維持生活的工作,「有些婦女和兒童甚至不會閱讀,因為爸爸負責養家,張羅一切。這樣的人特別不容易克服擔憂及不安感」,帕特莉霞解說。

帕特莉霞說,她在德國度過的四十個年頭中,不曾改變的,是:害怕改變,擔心失去習慣的生活水平。

出意外後她決定辭去高薪的工作,投入社會,過平靜的日子,當她用她公務車捷豹換來一輛老福特,賣掉所有奢侈品,以便用她明顯銳減的收入維持生計時,她的鄰居總結她的行為,說她先是丟了工作,接著又失去了理智。「這一點兒也不奇怪,社會地位在德國很重要啊。」

三份不同的午餐

「我其實沒有甚麼大的煩惱」,瑪莉歐拉解釋,她在杜賽道夫附近的一間安養院擔任人事主管。她從護理助理開始做起,同時完成培訓課程,一步一步往上爬。她在德國沒有很多親人,也沒有小孩,她想,有一天她也會住進一個這樣的機構。這個想法並不會讓她不安,「早餐有七種小麵包,好幾種口味的香腸可供挑選。每個月會收到一百歐元現金,用在個人需求上,上髮廊和買衣服之類。只要身體許可,你可以參加郊遊。如果你無法負擔住在這裡的費用,可以向社會局提出申請」,瑪莉歐拉說。

當我問她,她是否對未來懷有任何害怕不安時,她想了好一會兒。「也許擔心自然災害?但我真的沒甚麼好抱怨的,我有一份還不錯的收入,我還有額外的保險:每次住院我都能領到一百歐元,而且有資格住單人病房」,她說。「也許我會擔心身體是否健康,但目前我過得很好!」
 
一九八二年,她第一次來德國探望她的姑姑,當時她覺得自己好像在一部電影中。商店打烊前兩小時,居然還買得到新鮮水果,還有櫥窗裡的鞋子。「但我一開始很困難,我和我母親住在一間中途之家,我們共用一個房間,每星期可領到二十馬克,電視上的節目說的是一種聽不懂的語言」,瑪莉歐拉回憶往事。

接下來她找到了服務生的工作,最後在她如今上班的安養院擔任護理助理。「欸,我就知道,昨天我想破了頭也不知道要做甚麼樣的午餐,因為與我同住的媽媽很喜歡番茄湯,但我的德國媽媽可不愛,而且我正在節食呢。我必須端出三份不同的午餐」,瑪莉歐拉笑著說。
瑪莉歐拉在杜賽道夫附近的一家安養院上班。 瑪莉歐拉在杜賽道夫附近的一家安養院上班。 | 照片:Pexels

走吧,去委內瑞拉

「我首先想到甚麼?德國人害怕失控,他們說甚麼都要掌控住自己的周遭才會安心」,克莉絲汀娜・洛特格斯(Christina Röttgers)說,她是來自科隆的哲學家及跨文化競爭力專家,她為國際企業的員工開課,講授如何在多元文化環境裡合作共事。

我正在思索,害怕失控到底指的是甚麼事情的時候,克莉絲汀娜要我留意荷蘭籍的文化學者暨社會心理學家,海爾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這號人物。此人於六零以及七零年代完成了第一份關於跨文化心理學這個題目的研究。即使霍夫斯泰德的研究主要涉及企業和組織的結構,克莉絲汀娜強調,他的研究透露出很多關於不同國家的特質,害怕甚麼,以及各國與擔憂周旋的方法。
 
霍夫斯泰德與IBM遍布一百多個國家的員工聯手進行的一項研究,該企業的員工有許多共同點:不相上下的培訓,不相上下的社會地位,以及不相上下的職務範圍。他們的不同之處,是他們的國籍。正因如此,霍夫斯泰德期盼,能夠比較輕鬆的辨識文化差異。他用國家價值觀的形式來呈現他的研究結果(從最低的一分到最高的一百分)。

「霍夫斯泰德的研究結果顯示,德國在長期導向類別得分很高(83/100),我們不喜歡過一天算一天,比較喜歡事先計畫,然後小心翼翼運用我們的資源。這當然也和我們傾向於節儉,以及偏愛長期解決辦法有關。這種特質也顯現在政治上:梅克爾自二零零五年以來就擔任總理,而柯爾(Helmut Kohl)當了十六年的德國總理」,克莉絲汀娜說。

為了完成長期的目標,這種類型的社會也願意適應新的條件 – 這種社會對於改變及創新抱持著靈活有彈性又開放的態度。

與此相反的國家,例如波蘭,在長期導向類別得分很低(38/100),顯現出他們更加尊重傳統,波蘭人害怕失去根源,重視與過往以及當前有關的事物。「短期導向的社會,譬如迦納和埃及,努力滿足他們短時間內的需求。他們的國民期待立竿見影,他們以消費為導向,害怕在別人面前丟臉」,這位文化學者解釋。
克莉絲汀娜・洛特格斯,來自科隆的哲學家與跨文化競爭力專家。 克莉絲汀娜・洛特格斯,來自科隆的哲學家與跨文化競爭力專家。 | 照片:@ Monika Nonnenmacher

 

當我獲悉,德國在避免不確定性類別得到高分時,我並不特別驚訝。誰喜歡生活在不確定中呢?但還有更多因素。「和盎格魯薩克遜,或者斯堪地那維亞地區的國家比起來,面臨新的、前所未見的情況時,我們德國人更容易覺得受到威脅。我們對於可預見性的需求十分殷切,我們從儀式、法律以及制度為自己建立了一套系統,這些東西有助於我們避免不確定性。我們不喜歡不清楚、不熟悉的情況,所以我們幾乎為一切事物訂定了規則與策略,使得我們能夠面對未知,並稍微減輕一下我們的不確定性」,克莉絲汀娜說時眨了一下眼睛。
 
一個社會愈是殷切的需要避免不確定性,其文化就益發保守,因此,該社會的人比較不信任國家機構,面對別種生活方式、不同的意見與群體時,也就更缺少包容力。當我獲悉波蘭在這個類別獲得九十五分時,(葡萄牙、俄國、日本以及希臘略同),我並不特別驚訝。

德國與波蘭在享樂及克制類別得分相去不遠,「德國人和波蘭人都很克制,不會縱情恣意地活在當下,在這兩個皆屬於拘謹克制型的國家內,享樂與歉疚感連在一起,一般認為,享樂是取得成就後的獎勵」,我們的談話接近尾聲時,克莉絲汀娜這麼告訴我,而我興起了移民委內瑞拉,這個在排比上敬陪末座,在盡情、無須節制的享樂一事上一點兒問題也沒有的國家。

人人心口一致

亞德里安(二十五歲)是一名飛機機械工程師,道德絕對主義論者,支持自由市場。他在德國下薩克森州出生,卻在兩年前搬回了波蘭。「原因有好幾個,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的祖父母住在羅茲(Łódź, 波蘭第三大城)。我也不希望自己年老時孤身一人,所以我搬來波蘭陪伴兩位老人家;另一個理由是德國的民族性以及生活方式就是不對我的味兒」,他說。
霍夫斯泰德的研究結果顯示,德國在長期導向類別得分很高(83/100)。 霍夫斯泰德的研究結果顯示,德國在長期導向類別得分很高(83/100)。 | 照片:Pexels

 

如同他自己所言,十八歲那年他拋開了左傾思想,經常參加以拉丁語進行、神父面向祭壇而立的托利騰彌撒(tridentische Messe, 又稱拉丁彌撒)。他開始對神學、哲學以及護教士(活躍於二世紀為基督教教義辯護並著述的人)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現在,我不再漫無目的地在一個所有事物都相對化並且自由化的世界裡遊蕩,雖然我支持言論自由,同時也是道德絕對主義論者:但,真實、客觀的道德只有一種」,亞德里安說。

這解釋了他的臉書頁面上,為什麼他的大頭貼旁邊會出現了這樣一句信條:教堂外沒有救贖。「這是一種誤解,很多人以為只要當一個好人就能上天堂。光有這些還不夠」,他說。

德國的信眾必須繳納教會稅,不想繳的人就必須退出教會。「我沒有失去我的信仰,我只是不願意支持神學上的異端邪說。我在德國的朋友們抗議並寫信給羅馬,表明無意資助分裂教會的人。我很好奇羅馬那邊會如何因應。但我在波蘭不需要擔心這些事情:我不繳教會稅,一直都是教會的信眾。」

亞德里安擔憂哪些事情?主要是德國的人口成長以及未來的老年照護,這些事讓他憂心忡忡。「我只需要看一看出生數字,等到我老了,國家給付我的退休金恐怕不夠我生活。雖然我知道,人口成長在波蘭也不再構成對未來抱持希望的因素。但我們還有時間準備,譬如投資房地產。德國大部分的人租屋而住,因為他們買不起房子」,亞德里安堅定的說。

在德國最讓亞德里安氣惱的是,他不可以針對特定議題,無論是疫情大流行或者關於外國人的話題,自由地說出自己的看法。「我的觀感是,社會上的辯論因為政治正確而受到壓抑。一旦你質疑某些已經流傳開來的敘述,你就甘冒自動被歸類為「橫向思維」之輩(獨立思考但想法與觀點經常不被接受或理解的人)的危險。橫向思維者集許多不同的極端身分為一體:陰謀論者、綠黨、極右派、極左派以及新納粹分子」,亞德里安解說。「在波蘭,據我觀察,每個人想說甚麼,就說甚麼,即使那些想法並不特別高明。」
在德國信眾必須繳納教會稅,不想繳的人就必須退出教會。 在德國信眾必須繳納教會稅,不想繳的人就必須退出教會。 | 照片:Pexels

後代

艾格妮絲因為她的丈夫而搬到下薩克森州,一個位於漢諾威以及布萊梅之間的村子裡。她是售貨員,並在一家幼兒園擔任助理增加收入。除了偶爾讓她和丈夫起爭執的一些小小的文化差異之外,她沒有遇到嚴重的問題或者煩惱。「我丈夫的家人以及村子裡的人都對我很好,家人都很健康,我們家的經濟條件也不錯:我們不富裕,但日子過得挺滋潤」,安格妮絲一口氣說完。
 
她問我,她能不能說點兒住在她隔壁的大伯的事情。當然可以。

安德烈亞斯今年五十四歲,最大的煩惱是隻身一人。他的父母把整座農場過戶到他名下,並且繼續幫他管理,然而農場的工作十分繁重。安德烈亞斯把他大部分的田地都租給別人,但繼續飼養牲口:二十頭母牛,十頭公牛以及八十頭豬。

「我先生的哥哥天天都為肉和牛乳不穩定的價格煩心,有一段時間售價低到假使他沒有出租田地的收入,日子就過不下去的程度。他說,小農場現在競爭不過大型農場。此外,安德烈亞斯也因為自己沒有生養子女而心事重重,以後他要把農場交給誰啊?」

放輕鬆

「當您回顧您這一生,您的經驗與經歷,以及所擁有的知識時:其中那些是您希望留給未來世代的?您對新生代有哪些建議?會勸他們不要做哪些事情?」這些問題是一個有代表性、名為「遺產」的研究的基本思維,一共有三千一百零四位德國人受訪,回答有關他們的經驗、信念以及擔心甚麼的問題。「與被詢問者的談話都是私下進行,大約花費一百分鐘。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八年,我們詢問了在德國出生以及有移民背景的人,從中觀察出某些趨勢如何發生了變化」,柏林社會科學中心(WZB)的揚・韋策(Jan Wetzel),這項研究的共同策畫者之一,娓娓道來。
 
這份研究結果顯示,德國人給未來世代的建議,是這樣的:即使你不需要錢,你也應該去工作。和其他人共同為一個有意義的行動而努力的願望,普遍存在於各個社會群體中。德國人非常重視獨立與自決,德國人的擔憂排行榜居首的,是擔心對自己的生活失去控制(占被詢問者中的百分之六十九)。緊跟在後頭的,是害怕生病(百分之六十五)和恐怖攻擊(呈下降趨勢的百分之六十五)。德國人中,擔心氣候災難的占百分之六十四,而且這股趨勢持續上升中。波蘭人也像許多德國人一樣,擔心他們的物質生活:他們害怕變窮(百分之四十一),依賴國家支援(百分之三十五),擔心失業或者有一天會丟掉飯碗(百分之三十一)。

相形之下,目前波蘭人最擔心的是自己的健康,如同德勤顧問公司(Deloitte)二零二一年四月針對來自十八個國家的消費者所進行的一份研究結果顯示,波蘭屬於三個最擔心疫情大流行的國家之一,排在它後面的是印度與智利。波蘭人最關心親友的健康(百分之七十九),然後才關心自己的快樂安康(百分之六十三)。德國在這個排比的另一端,擔憂指數最低,僅有百分之二十六。

「擔憂一直與我們形影不離」,揚・韋策說。「三十年前,人們擔心全球化來襲。目前我們則觀察到,數位化以及人工智慧愈來愈讓人擔憂,人們也擔心與難民危機有關的事物 – 與此相呼應的,是擔心仇外心理。與此同時,儘管經濟成長已持續了幾十年,仍有許多人擔心德國經濟會衰退」,揚・韋策一一列舉。

最近有一個關於所謂的「取消文化」(一種社群抵制行為)的討論,也就是排除觀點與流行的敘述不一致的個人或組織。「人們也擔心新聞自由導致的危機,諷刺的是,這場討論主要是在媒體上舉行的。另一個與此有關的例子,是著名的德國電影與電視明星發布、嘲諷新型冠狀病毒政策的各種視頻」, 揚・韋策補充說道。

雖然全世界令人擔憂的事情愈來愈多,上述的「遺產」-- 研究結果顯示,今天的德國人與幾年前相比,心情輕鬆了許多。基本上他們擔心的只有一樣:「德國人擔心無法過自主的日子,更勝於戰爭、氣候災難、犯罪以及貧困」,柏林社會科學中心院長,尤塔・阿爾曼丁格(Jutta Allmendinger)說。

這裡是德國

這篇文章屬於歌德學院與Magazin Weekend.gazeta.pl(雜誌)共同刊載的「這裡是德國」專欄的系列報導。

今日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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