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述與分析
台灣的劇場

小時候，我有個鄰居是戲院老闆，那戲院就座落在附近的鬧街上。我常常到那裡看電影，站在二樓放映室的陽台上，觀察街坊的生活和遊行隊伍。我從陽台上眺望街上的群眾、花車、和那些穿戲服的人們。同時間，我也能轉頭透過放映室內的放映孔，看一眼戲院裡正在播放的電影。這種在現實和虛幻之間轉換的經歷，讓年幼的我印象深刻。時至今日，在現代生活中，我們投注大量時間盯看筆電和手機螢幕，被無盡的影像和資訊包圍。我們活在一種以為透過這些電子產品就能與他者聯繫的錯覺中。但事實上，它們缺乏一個存在現實的要素：身體真實的參與。

我們活在全球化和無場域的時代。我們從網路上搜尋一切，卻又渴望真實的冒險。基於這樣的渴望，我們自問：這就是我們的「新世界」嗎？藝術帶領我們感受刺激與冒險，因此，劇場的目的就在於創造一種環境，讓藝術家可以大膽為觀眾呈現他們前所未見的事物。

我們必須認清，在18、19世紀之後，劇場早已失去它在媒體環境的領導地位。宗教在啟蒙運動後同樣也失去了影響力。不過，當今教會仍矗立在許多城市的市中心，人們依舊在那裡得到安慰和歸屬感，雖然人們和教會的關係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與劇場的關係或許也有類似的轉變 – 但，我們依然需要上帝，我們依然需要劇場。劇場是一個在尋找鳥兒的籠子（Theater ist ein Käfig, der einen Vogel sucht.）。

親密感和直接讓我的童年處於幻想和現實之間，這些刺激和混亂的經驗，使我體認到它們就是劇場的主要元素。我相信劇場可以幫助觀眾去探索現代社會的所有面向，包括政治、文化、家庭、科學、愛情、友情、日常生活、哲學和科技。而且不僅僅局限於當今社會的面向：回應反對民主的抗爭，80年代初期發展了小規模的劇場運動，成為一種實驗性的文化工具，帶來自由的氣息。這類小劇場的美學相當激進。實驗劇場是一種年輕人無視政治壓迫與表達自我的媒介。他們以表演和劇場徹底改變現代戲劇。引入即興成為戲劇演出的新方式。後現代主義在90年代開始流行，戲劇創作不再只侷限於探討政治和社會問題，也涉及性別議題。

在此背景下，我特別致力推廣台灣的戲劇顧問和紀錄劇場。2012年到2017年，我擔任台北藝術節的藝術總監。在我任內，國際共同製作成為藝術節的重要特色，每年我們都會推出至少一部國際共製的作品。

我認為紀錄劇場是探索社會和政治現實一種特別的方法，因此委託阮劇團為2015年台北藝術節製作《家的妄想》。而為了將紀錄劇場介紹給我們的劇場工作者，我邀請克莉絲汀娜．溫芬巴賀 (Christine Umfenbach) 參與2016年台北藝術節舉辦的紀錄劇場工作坊。同年，高爾基劇院 (Gorki Theater) 製作的《共同境地》 (Common Ground) 也受邀至台北藝術節演出。里米尼紀錄劇團 (Rimini Protokoll) 亦在2017年首次獲邀到台北演出《遙感城市》 (Remote City)。

離開台北藝術節以後，我持續推動紀錄劇場。聚合舞的 “Better Life?” 於2020年桃園鐵玫瑰藝術節首次登台。“Better Life?”是一齣互動式紀錄製作，聚焦越南移工的生活。它的最新版本是“Home away from Home”。2023年8月，“Home away from Home” 將作為威瑪藝術節 (Kunstfest Weimar) 歌德獎章 (Goethe Medal) 其中一個表演節目。我認為紀錄劇場對我們的社會是重要的，因為許多未經敘述的故事只能透過紀錄劇場來感受。我剛當上藝術總監時，也嘗試加強戲劇顧問的功能，當時這個角色在台灣是很罕見的。透過2014年至2016年間的台北歌德學院院長柯理博士 (Dr. Clemens Treter) 的協助，我成功邀請萊普奇 (Christoph Lepschy) 來2015年台北藝術節進行戲劇顧問工作坊。隔年也邀請到不萊梅劇院 (Theater Bremen) 的格朗基 (Gregor Grunge) 來台主持舞蹈構作工作坊。2017年我卸下台北藝術節職務，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藝術總監簡文彬邀我自2018年起擔任戲劇顧問。這是台灣的劇院機構第一次設置這個職位。

台灣是一個小國，因為中國政府的緣故，台灣很難在國際上被看見。有時人們也不清楚台灣和泰國的不同。我總希望國外的藝術家能在台灣待久一點，好好地認識她。這樣他們就可以有更充分的時間和台灣的藝術家、觀眾與城市互動，而非只是為了緊湊的巡演節目專程而來，短短一周後就離開。透過國際共同創作計畫，我提供國外藝術家親身體驗台北的機會。與本地藝術家和觀眾相遇最好的方式就是長期駐村。我始終認為，藝術節必須反映一座城市的精神。台北的精神是年輕、創新與親和力。國際合作創造了文化交流以及相互學習的好機會，也讓我們探索新的戲劇創作方法。為此，我們一直在尋找新的合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