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柏译莎

驻留艺术家:在南京的一个月
 
八月末的一天,电话响了,打来电话的是诺拉·宫姆林格。我们其实相交甚浅,所以她的来电让我有些吃惊。更让我惊讶的是,她竟然问我想不想作为歌德学院邀请的“驻留艺术家”去中国的南京大学呆上一个月。
我的第一反应是:中国?我怎么知道自己愿不愿意去?
第二反应:他们不会要我的,他们要的是“真正”的作家,是那些会写长篇小说、好给歌德学院充门面的人,而不是我这种随便写着玩的译者。
第三反应(也是我第一个理智的反应):还用问嘛,乐意之至。
9月6日,我收到了正式的邀请信。11月3日,我坐上了去南京的飞机。一切就是那么突然。
中国!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度啊!先是快要把我热死了!

南京到处熙熙攘攘,街上的人们摩肩接踵,还不时有人大声擤着鼻涕,那阵仗简直惊天动地。还有日常交通!汽车还会在红灯前规规矩矩地停下,不计其数地电瓶车就不一定了。要有行人挡住了他们的道,他们不但不刹车,还会使劲按喇叭。这样也好,这些车都是电动的,所以没人会理睬它们。对于这般杂乱无章的交通,有人跟我说起过两点:第一,虽然乱,但绝对不会发生任何事情;第二,当然了,小磕小碰在所难免。
当地人爱“偷拍”外国人,尤其是那些个头在一米八以上、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有时候,这已经不是偷拍了。他们会走上前来,先是咯咯地一阵笑(大多是女孩),然后示意我她们的男朋友想跟我合影。这绝不是询问,而是简单粗暴的要求。这些人还喜欢偷瞟别人的手提包、钱包和手机。刚到的那几天,我还有些不适应,成天只想关上门蒙头大睡。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文化休克和时差吧!

但我所遇到的所有人——包括歌德学院的徐女士、南大德语系的印教授和孔教授以及南大的学生们——都十分可爱。她们给了我无微不至的照顾(“你首先得准备好餐巾纸,哪儿的厕所都不提供纸”),对我关爱有加,头几天还专门派人接我去学校,陪我购物。他们总说,有事就随时给他们打电话。多亏了他们的细心照料,我才得以缓过劲来,因为外面真的没人会说半句英语,要是孤身一人,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确信自己一个人也没有问题。我可以一个人坐地铁,一个人坐车和走动,一个人寻找景点和博物馆,或者干脆一个人在城市里转悠和闲逛。累了我就找个地方坐下来歇会儿,然后继续走,祈祷着自己能够找到附近的地铁站。我有一张中英双语的城市地图在手,又会出什么差池呢?当然没什么问题。而且吃的东西几乎遍地都是,价格也便宜得跟不要钱一样。这儿有数不尽的美食(有些还说不上来是什么东西),还有许多小超市和小店。要是没法互相沟通,那就干脆闭嘴,反正最后总有得吃喝。

刚开始,我大多数时候都跟德语系的学生们一起行动。他们晚上带我一起下馆子——也幸亏了他们,因为大多数菜单上既没有英文,也没有图片,还跟我一道去郊游。我自己独立完成的第一件大事,是去了一趟上海。我在那儿呆了三天,也第一次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不过在那之前,我还跟想要宰我的出租车司机起了一番争执。我在中国呆了这么久,早就知道打车是白菜价。等我坐上另一辆愿意打表的出租车时,感觉自己已经是半个中国通了。我打车到了酒店,又从那儿出发,走了几百米后拐个弯,就到了外滩。那天天气很好,江对岸就是金融中心,这派景象此前我只在图片上看过。望着闪亮的摩天大楼和波光粼粼的河面,我不由在心中发出了三声感叹。哇,哇,哇,我到上海了!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我感到真正的一切才刚刚开始。我一个人顺利地出了门,在上海观光了三天,做了该做的事情,去了该去的地方,享受了按摩,探索了整座城市,简直是圆满了。

之后,我坐车回到南京。我不再感到不知所措,而是突然意识到了时光荏苒,留给我的时间只有不到两周了,而我还有那么多要做的事情和要去的地方!于是,我也开始在南京走动,逛了寺庙和宝塔,去登高望远,也一再与雾霾打照面。我几乎所有的照片,看上去都像是隔着一层脏玻璃拍的。

但我毕竟不是来玩的。每周,我得去大学里就“德国的文学生活”讲四个小时的课,并和学生们一起开展实践。我首先谈到了翻译和德国译者的日常生活。接着,我们试着将沃尔夫冈·海恩朵夫小说《切克》的选段翻译成中文。这是一次富有挑战的实验,因为一来原文难度不小,而来我对中文翻译也并不在行。后来,我们又一道读了一个圣诞故事,我和在场的德国学生还为大家介绍了德国的圣诞传统。最后,我又谈到了写作,并让学生们试着自己用德语——也就是他们的外语进行文字创作。最后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朗读作品带给了我们许多快乐,还有许多感动。

我适应了这座城市,习惯了街头的车水马龙,也不再觉得周围的人都是一群粗人。比如说,小孩子们——他们大多跟爷爷奶奶一起出门——就很安静,也很天真可爱。这儿的小孩几乎从来不哭不闹,也不会发牢骚和调皮捣蛋。对此,我也听到了两种解释:有人说,相比那些被宠坏了的德国捣蛋鬼,中国孩子受到了更为严格的管教;另一些人则说,这些孩子都是独生子女,从小被宠上了天,所以也没有了抱怨的理由。
还有那些在广场上打陀螺的老人,他们的技艺只能用出神入化来形容。无论是那儿的人,还是那儿的氛围,都十分美妙。我们驻足观看了好久,后来还亲自上阵体验了一番。

我又去参观了更多的寺庙、露天博物馆和仿建的老城,还去看了昆剧。一切都很棒,简直让我意犹未尽。但南京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开在废弃的地下车库里的先锋书店。据说它也是“中国最美书店”。书店很大,占地近四千平方米,里头全是文学、哲学、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西方经典,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有个角落里还摆满了各类艺术书籍。但奇怪的是,书店里竟然没有外文书卖,所有的图书都是中文的。此外,店里还有一家咖啡馆和一小片聊天区。我在咖啡馆里喝了杯咖啡,店里正放着卢·里德的“完美的一天”。虽然我置身于世界另一端的一个地下车库里,周围尽是我(几乎)看不懂的图书,但这感觉真的就像回家了一样。

作为此次南京之行的最后一场重头戏,徐小姐和印老师安排我去拜访朱赢椿,中国最著名的图书设计师之一。德国学生延·里瑟陪我同行,他的中文很好,负责替我和朱先生口译。朱先生带我们参观了他的办公室和宝贝。这些装帧精美的书籍,我恨不得当场一口气全买下来(好吧,我的确当场买了一部分,但不是全部)。他替我们沏了茶,给我们介绍他的作品,我们在他那儿度过了一个十分温馨的一个下午,也饱受启发。

说到这儿就差不多了。我感觉自己才刚刚习惯了这儿的生活,一个月的时间就已经到了。我该走了,但我还有许多遗憾!有一本书我一时犯傻没买,回头还要找朱先生给我签名。我还没去逛过“1912”,没来得及去北京,没看到长城。我还没吃够,尤其是还有许多特色美食没有尝过。我没去香港,也没去杭州。我没找裁缝做过衣服,没用蘸水笔写过字,也没练过太极。这可不成,我还得再去一次中国。

柏译莎, 1968年生于科隆,先后在海德堡和东京学习英语文学和日语文学。她现居风景秀丽的汉堡,喜欢读书、写作和翻译(主要译介了简•加达姆、乔纳森•萨福兰•弗尔、尼克•宏比和贾斯柏‧弗德等人的作品)。

2012年,她的处女作《做事》在罗沃尔特出版社出版。2016年,基彭豪尔和维茨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孔雀》。柏译莎现任“拯救‘一个半’”协会主席。她于2006年获汉堡文学翻译促进奖,2011年获汉堡文学促进奖,还曾因与马克西米连•布登伯姆合作的采访项目“他们在干什么?”被评为2014年最佳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