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施益坚

中国的另类时代

 

初到南京的这一幕令我终身难忘。舱门打开,摇晃的舷梯一路通向滑行道。空气像一块湿热的手帕蒙在我脸上,煤油味中混杂着发动机的噪音。几百米远处,航站楼像一座破旧的工厂,在热浪中闪闪发光。乘客们拖着手提行李,一边穿过滑行道朝航站楼走去,一边迫不及待地找寻荫凉。

这当然不是现在,而是1995年8月我首次来华时的一幕。时隔22年后的11月,迎接我的新机场里满是空调的清凉,几乎与欧洲和北美无异。光滑的地面,霓虹灯和广告。机场大巴进城时遇上了堵车,但道路两旁已经见不到当年那些体型消瘦、头戴草帽、打着赤膊的修路工人和建筑工人。在我今天要去的校园旁的上海路上,只有一处工地依然尘土飞扬,在夜里被白色的探照灯照得灯火通明。工人们在挖开的沟渠旁住帐篷过夜,工地上几乎没有重型机械,只有不计其数的人力。

当年,我以语言生的身份在这儿呆了十二个月,这也是我成年后最为难忘的一段日子。这次我得在两个月时间里完成一部小说的收尾工作。它的故事部分发生在南京,但不是今天,而是约150年前的太平天国(1951-1864)末年。校方慷慨地给我提供了一间办公室,它就在我当年住过的宿舍楼附近,从六楼窗户里还能望见当年的楼道。708室。现在,这座楼正在封闭装修,拆下的空调成堆摆放在门口,而这正是我们当年所奢不可及的。

在较长时间里频繁访华的人,无不为这儿翻天覆地的变化所惊叹。我因为略熟悉南京,所以也在这儿更好地观察到了这一点。何伟(Peter Hessler)在《甲骨文》一书中写道,中国的历史往往仅在南京稍作停留,便继续前往他处。明朝很快将都城北迁,太平天国的天京11年后便宣告沦陷,蒋介石政府十年后便逃亡重庆,随即入城的日军很快又在南京历史上书写下了最为短暂、却也最为骇人听闻的一笔。相比京沪,今天的南京在国际上声名不显,但这儿的变革同样深入骨髓。一个全新的金融商业区在扬子江西畔拔地而起,仙林校区的后方出现了一片新兴科技园。变化不只体现在市容市貌上,常驻居民也在不停地发生变化,这更为重要,却也更难把握。在学校旁的一间小酒吧里,店主抱怨中国越来越千城一面。他在山东出生,北京长大,当年几乎与我同时来宁。我们相互交换对这座城市的记忆,对话突然陷入了对美好过去的追思之中。对此我早已习以为常:中国有时会沉醉于自身的繁荣发展,但有时也需要一丝怀旧;它渴望以某种方式驻足,而这是日新月异的变化所无法满足的。

这两股力量究竟谁更强大,我无从判别。当我去学校旁新开业的一家健身房报名时,经理告诉我他明年计划至少新开十家分店。我和一位朋友出城开了一个小时,走进一家新楼盘的销售中心。这座即将拔地而起的楼盘,其规模抵得上一座小城。开发商的女儿接待了我们,她也是这儿的经理。她介绍说,这座新城可容纳万人,这儿的房子仿照传统四合院而建,自带内院和弧顶,并配有急救按钮——它的服务对象是那些事业有成、却无暇照顾父母的中产阶级,“急救按钮”是其引以为豪的创意。一张表格上列出了开往火车南站、机场和南京中心城区的班车时刻。德国人也会在城市边缘建养老院,但这儿干脆建起了一座新城。它以一座大型综合性医院为中心,配有电影院、公园、体育设施和一座寺庙。四下参观时,我不禁问自己:这是否就是无处不在的中国梦标语所要追求的真谛。现代化、设施齐全、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装有地暖的四合院,崭新的外表下透露出一丝传统的气息;更重要的是,这儿安全、有序、泾渭分明。这座城市的房子只有三种户型,其区别只在面积和价格。一路上,只见潜在的买家心满意足地伸手叩墙,对展出的家具赞不绝口,并饶有兴致地询问起一些细节(如院子小池塘中的鲤鱼)。这不禁让我想到了“Chinoiserie(中式园林)”这个词。在十八世纪,欧洲的王公贵族喜欢在自家花园里修建具有异域风情的凉亭,以营造陌生而美好的气氛。随我一道参观过无忧宫中国茶室的中国人,还没有一个能忍住不笑出声,因为它仿造地实在太假,其目的也昭然若揭。现在我不禁要问,中国是否也有这样的“中式园林”?还是说,这个问题是西方人骄傲自大的典型表现?

为了写小说,我在过去三年间阅读了打量殖民态度盛行时期的日记、书信和回忆录,其中无不洋溢着西方人的优越感。我在内心里对这些材料深恶痛绝,但等我自己来到中国,有时也仍会被这种思想的余孽所害。我发现自己经常自以为是地纠缠不休,只为寻找可以吐槽的事物——其实我并不是这样的人。而我往往也能迅速找到吐槽的对象。走不出二十步远,就能撞见宣传社会主义十二个核心价值观的标语,就连厕所里都贴着“上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它们之所以令我如此反感,其中固然有政治原因,但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毕竟,除了中国,世界也在发生着变化;我们无需查阅贸易数据,就能感受到这一切。我时常听与我同龄的中国人谈起他们的第一次欧洲之行,其中往往伴随着穷国小民的自卑。现在,这种自卑感不但消失了,甚至反倒变成了骄傲。吃晚饭时,那个新楼盘的女经理得意洋洋地说:“法国除了巴黎都很落后。”我还记得自己1995年揣着每月1100马克的奖学金来华时那种富甲一方的感觉。我从不坐公交,出门就打车,散步时遇到内急,就一头钻进附近的豪华酒店。没有一个门童敢拦住我,盘问我是否是住客。——可以说,我的经历和中国人当时在西方的经历截然相反。如今,我的学生们人手一台崭新的苹果电脑和苹果手机,满大街尽是各色豪车。一次去上海短途旅行,前法租界酒吧里的酒水价格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或许我现在走进任何一家酒店,还是没人会问我要房号,但我已经不敢这么做了。时代变了。

说到时代——六年前,我第一次坐从南京开往武汉的高铁,望着窗外的稻田和耕地的水牛,脑海里不禁划过这样一种想法:中国虽统一使用北京时间,实际上却横跨许多时区;这些时区不仅很难从空间上区分,甚至相互间的差距也不是几小时,而是几十年。在中国,“现在”这个词是复数的,所以才很难被人们所把握。至少我每次来都做不到这一点。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感谢歌德学院和南京大学提供这次机会,使我得以拓宽自己本已纷繁芜杂的中国印象,享受中国人一贯如初的热情。这次中国之行和之前一样,使我遇见了许多热心人;也正是因为他们,我才会不日再来。

施益坚(Stephan Thome):1972年生于德国黑森州比登科普夫。大学就读于柏林自由大学,获哲学、宗教学和社会学硕士学位;期间曾到南京、台北和东京游学。2004年以一篇关于跨文化注释学和儒家思想的论文获柏林自由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05年-2011年工作于台湾国立大学、中央研究院、国科会等机构,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发表了有关跨文化哲学和现代新儒家思想的系列文章。2009年,他的第一部小说《边境行走》由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该书入围德国图书奖最终候选名单,并荣获了德国Aspekte文学大奖。2011年后施益坚成为自由作家。2012年,他的第二部小说《离心力》在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该书也同样入围了德国图书奖最终候选名单。2015年,小说《对立游戏》出版。2014年,施益坚荣获德国艺术院柏林艺术奖(2014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