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專訪之芬德爾·施拉德 “我嘗試過所有可能的身份認同。”

芬德爾·施拉德在NAF„只有夠強大的人格特性才會熱衷與此“的演出照。
芬德爾·施拉德在NAF„只有夠強大的人格特性才會熱衷與此“的演出照。 | 圖片(剪影):©NAF

藝術二人組NAF成員之一、來自斯圖加特的音效師、演奏者兼音樂人芬德爾·施拉德(Fender Schrade)撼動了社會對於性別的理解。這是一場音樂場景中關於跨性別存在的對話,也闡述了為何女性主義是一切的根源。

      芬德爾·施拉德有著獨特的表達能力,能夠表達完整、富有邏輯的句子,不帶停頓,思維連貫。說話之前,他先思考,思考時他會撓著他那透著紅色的金髮。他的聲線聽起來與錄影時不一樣。這是睾酮激素的作用。大約一年前, 他前開始注射睾酮激素。生於1972年的芬德爾開始使用男性人稱代詞已有一段時間:“我是帶著女性生理特徵出生的。”這位藝術家解釋。“十五年前當我以跨性別身份出櫃時,公眾依舊將我看作是女人。當時我開始用男性代詞‘他’來作抗衡。這種既不能、也不願將自己定義為男人或女人的感受,這種非二元性別的狀態,對我來說才是最為自在的。”

“我曾是女人,我曾是女同性戀者,我曾是Tomboy”

       在德國,語言表達越來越清晰地顯示人們對跨性別話題意識的覺醒。人們嘗試在德語中使用表達中性的雙重人稱代詞“他_她”(er_sie),及使用帶星號和連字號的前綴(Trans*-)來表達不遵循傳統二元性別劃分的人士。對德語來說,這確實是個挑戰——德語中的一切都被指定性別。芬德爾有過很長時間的探索,從眾多選擇中選取一種身份認同。“和許多其他跨性別者一樣,我嘗試過所有可能的身份認同”,他笑著說。“我曾經是個女人,還曾是女同性戀,還曾是Tomboy(編者註:英文Tomboy,指行為舉止類似於傳統性別角色中男性的女性)。但是由於睾酮一直困擾著我——身體上和思想上。”他受夠了一直糾結於語態上的“虛擬”,最終決定選擇荷爾蒙,男性荷爾蒙。由是,跨性別這一主題貫穿他的一生,滲透其工作。

“我太過在意身體給我的定義。”

       芬德爾·施拉德的藝術工作多彩多樣,卻萬變不離其宗。七十年代中期,當他在史特加發現自己對於聲音的熱愛時,才三歲,那是在幼兒音樂課上。芬德爾迷上了一架電鋼琴,對於兒童來說,那架琴的琴鍵足夠小。他隨著色彩而非音符彈奏;從三歲到五歲,他學會了所有在音樂方面需要掌握的知識和技巧。“我現在還會想起那段日子。”他說。芬德爾的第一台音樂合成器是他在十二歲時從一個美國大兵手上買的。“我還記得當時是怎麼悄悄把它扛回家的,實在是太重了,那時我個子又小。”那是MTV的年代,是電子音樂的年代。

舞台上的芬德爾·施拉德:NAF的音樂表演《規範即虛幻#2》(NORM IST F!Ktion #2) 圖片(局部):©NAF 2017

      這台模擬合成器也是芬德爾首支樂隊率先演奏的,當時他十四歲。然而在中學時期之後,性別問題迫在眉睫:對於芬德爾來說,在以二元性別為主流的音樂行當中進行深造是不可能的——在當時比現在尤為更甚。僅僅是站在舞台上,就已經越來越艱難了:“在舞台上,我太過在意身體給我的定義。我在自己的身體中感覺渾然不自在。當時既沒有語言能夠表達這種不適,也找不到任何認同的榜樣。”通過自學,芬德爾成為一名音效師。“我曾在一所音效特技學校上了一段時間課,當時是唯一的女性。那時的性別歧視真是噁心透頂。於是我放棄了,開始自學。”作為彌補,他在二十七歲時接受了成為視聽媒體音效師的大學教育;大概就是在這段時間,芬德爾找到了可以描述他自孩童時期起的感受的語言——莫妮卡·楚特(Monika Treut)的電影《性別漫遊者》(Gendernauts)對他來說是一場“出櫃”。在這部影片中,他找到了第一個認同的榜樣:跨性別音樂製作人珊迪·斯通(Sandy Stone)。

舞台上的芬德爾·施拉德:NAF的音樂表演《規範即虛幻#2》(NORM IST F!Ktion #2) 圖片(局部):©NAF 2017

       到目前為止,芬德爾舉辦了2000餘場音樂會,與琳達·沃爾菲爾(Linda Wölfel,前Rhythm King And Her Friends樂隊成員)在2009年至2014年期間組建了頗為成功的流行音樂二人組VOW,曾為電影配樂,並負責戲劇演出的燈光。“可想而知,光線的起起伏伏,就像音樂一樣”,他笑著說。除此之外,他還會做一些音樂領域中關於跨性別人士與跨性別榜樣的演講。

“舞台上的核心是我跨性別的存在。”

      除了跨性別議題,女性主義也是芬德爾演出的核心價值——尤其是在NAF中,這算是他從2015年開始便全身心投入的項目。NAF是與視覺藝術家娜娜·胡爾賽維西(Nana Hülsewig)合作的計劃,這一計劃始於2013年史特加藝術者之家獎學金項目。“當然,NAF也記錄了我的生活;在舞台上,我呈現的是我的跨性別存在,娜娜呈現的則是她的女性存在。這兩個衍生自女性主義的議題可以同時進行。”芬德爾關注的是人與人之間對自己身體感知的差異性。“這種差別簡直太重要了!——不管是在私人生活還是在我的藝術創作中。與之相關的還有容忍他人的存在,從而使得大家能夠和諧共存。”

舞台上的芬德爾·施拉德:NAF的音樂表演《規範即虛幻#2》(NORM IST F!Ktion #2) 圖片(局部):©NAF 2017

      所以,NAF也在計劃和其他藝術家合作:項目《規範即虛幻》(NORM IST F!KTION)的第一部分表演在公共空間進行,第二部分在舞台上。現在,他們正在進行第三部分NORM IST F!KTION #3的創作,該電影製作項目佔據了二人組全天的時間。而芬德爾只要一有空,就會投入他的心頭之愛——他的樂器。

“我需要的所有聲音都在按鍵裡”

      做VOW樂隊時,他開始把玩自己的鍵盤。“我一直想自己做一件樂器”,他解釋,“然後探索我的身體對這件樂器的反應,以及二者如何相互激發靈感。”他像彈奏結他、彈奏打擊樂一樣彈奏他的樂器,與其對話。“所有我需要的聲音,都在這些按鍵裡。”所有的聲音,也是他生活的紀錄,其中有芬德爾在注射睾酮激素之前和之後的聲音,跨性別人士的樣本,記錄下來的是種種邂逅。

舞台上的芬德爾·施拉德:NAF的音樂表演《規範即虛幻#2》(NORM IST F!Ktion #2) 圖片(局部):©NAF 2017

      “通過聲音,人們被迅速歸類——按照性別、地位、出身、教育,一切都像數字一樣被分得清清楚楚。在舞台上,用樂器代替嘴巴發聲,是我擺脫身體的困擾所作出的嘗試。現在我甚至可以將我現在的聲線和以前的聲線雜混合在一起。這在舞台上形成一種荒誕的情景,因為人是同一個人,但卻在以嶄新的方式被解讀。”現在,他長達六米的黑色鍵盤,放在他自製的“XXY染色體”支架上。“這不言自明”,芬德爾認為。

芬德爾·施拉德是一位生活在史特加的音樂人、演奏者兼媒體音效師。他曾在史特加學習視聽媒體技術,自2013年起成為藝術二人組NAF的成員。NAF組合的作品涵蓋表演藝術、音樂、戲劇、影像和視覺藝術等領域,其作品從跨性別—女性主義視角出發,探討了文化規範的邊緣和媒體技術。
 
 

Feminismus Prinzessin Empowerment Foto: irina_levitskaya © fotol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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