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戲劇盛會 為什麼需要走出去?

  • 柏林戲劇盛會:為什麼需要走出去? © 蔡柏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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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非常幸運地能夠不斷地在世界移動旅行,即便如此,每次出走前還是會感覺很緊張,或許,這是旅行最迷人的地方:你永遠不會,也無法對它徹底厭倦,因為它總是用不同的形式或狀態再次撞擊我們的生活日常。
 
柏林戲劇盛會國際論壇(International Forum)的前三天,來自世界各地以及德語區共三十九位劇場工作者齊聚一堂,每一個人有五分鐘的時間可以簡短介紹一下自己的作品給其他三十八位同行認識。
 
非常有趣的過程。
 
我從來都不是那種很會推銷自己作品的個性,更遑論要在全新場合認識一堆「藝術家」了。我在朋友的口中是屬於「難相處」的人(但我誓死捍衛我沒有「藝術家性格」!)基本上,國際論壇的主要目的,便是要開始「產生連結」,講白一點,就是「建立關係」。很幸運地,我已經從「覺得建立關係很勢利和虛假」的憤青狀態,轉移到「這個社會本就是靠各式關係運作」的健康心態,只要秉持著誠懇的心,即便攀談和認識的過程不盡人意,至少也盡了人事。
 
而面對來自二十個不同國家的藝術家,更讓我理解和體認,大部份的劇場工作者其實都面臨屬於他們自己和國家社會的困境,當中有很多都是在台灣成長的我們,仍舊很難想像的。經歷過這次國際論壇,我甚至開始思考,未來評論一個表演藝術作品,勢必要從該創作者身處的國家歷史脈絡和社會現況來做全方位的討論,否則都會有失偏頗。
 
以這次論壇認識的新朋友,法華德(Fawad)為例。他是來自巴基斯坦的一位劇場工作者。乍看他的作品劇照和格局,都略顯粗糙和傳統,但仔細聽他講述巴基斯坦軍政獨裁的現況,便會對他的作品有不同角度的欣賞。
 
「去年,有一位女性友人,在街頭被莫名其妙地槍殺了。」法華德某日與我共乘地鐵時,默默地提到。
 
「發生什麼事了?」我問。
 
「有人發起了一個反獨裁政權的公開集會,但被軍方取締,她就改邀群眾到她私人開的咖啡店集會。」法華德的眼神下意識地飄向遠方。
 
「集會結束之後沒幾天,她就失蹤了。然後有天我們獲得消息說她在街頭被混混槍殺了。」法華德繼續說道:「軍方把過錯推到城裡的幫派混混身上,但我們都心知肚明,這是軍方幹的好事,他們嚴禁任何抵制他們的聲音。」
 
「在巴基斯坦,軍方有權力進入任何人的家裡,並且宣稱那是他們的財產。」
 
坐在我身旁,來自巴基斯坦卡拉契的法華德,是一位溫暖、知性又健談的創作者。他對於軍人獨裁政治的不滿,反應在他的作品裡頭。前幾年他完成一齣對獨裁政權提出反思和質問的作品,現在已經被禁演,所有在戲裡需要身著軍服的戲,都必須經過審批。當然,只有那些歌功頌德的戲碼,得以上演。
 
「真是冒著生命危險在做戲啊?」我感歎著。
「但還是要繼續做啊,想辦法鑽漏洞做。」法華德說。
 
你們可能很難相信,到哪裡都需要簽證的他,國家處境如此嚴厲的他,坐在柏林的地鐵上面,身體傳遞出來的,竟然是這麼正面又溫暖的力量,看著他嘴角微揚的堅定,我對於自己的幸運,怎麼突然有些羞愧。
 
來自敘利亞,現居黎巴嫩的伊亞德(Eyad),同樣在做很不一樣的事情。從小在美國長大的他,沒有辦法回到自己的國家,但又想為阿拉伯語系的文化盡心力,於是他發起了一個「三角計畫」:有感於語言就是力量,英文和德文等主流語言在劇場裡扮演相當強勢的角色,伊亞德希望能夠透過劇作翻譯搬演的過程,讓相對處於弱勢(或非主流)的語言劇作能夠被看見。去年,他開啟了這個計畫,英文、阿拉伯語以及阿姆哈拉語(衣索比亞官方語言)作為三角計畫的第一波,如此默默地實踐交流,在今年開出了美麗的花朵,衣索比亞劇作家的作品將會在美國正式出版。
 
不同的創作者們都用自己獨特的方式在關懷、反應甚至抵制這一個他們眼中並不公平公正的世界。這麼說可能很怪,但某種程度上,我挺「羨慕」他們的。聽起來可能是陳腔濫調,但是生活在過度舒適的溫室裡,對於創作,一點幫助都沒有。
 
我想起一位曾在台北合作過的柏林演員拉斐爾(Raphael)說的話,當時我們正搬演《Q&A二部曲》。對柏林人來說,性別議題早就是司空見慣的老話題,但他跟我說:「我很久沒有這種覺得劇場好像可以對社會有些什麼影響的感覺了,在柏林,沒有甚麼禁忌議題,所有奇怪的事情都見怪不怪。太自由的結果,就好像沒有什麼事情是真的重要的。但,我可以感覺到,現在在台灣,討論性別的議題,對於社會仍舊有很大的影響和助益,在台上演出的時候我可以『感覺』到。」
 
當然,想要冒險的心總還是有個底限,我這麼俗氣的人,想當然爾地問了他們很愚蠢又冒犯人的問題:「那個…你們現在住的地方…安全嗎?」。
 
「卡拉契很大,過去十幾年來每個月都會有炸彈情勢…我很幸運,身邊的家人和朋友們都沒有收到波及。」法華德說。「我當然不會告訴你那是很安全的地方,但是我們都在那裡,繼續努力的活著。」
 
現居黎巴嫩的伊亞德,微微翻了白眼,給了我一個憐憫的眼神,鬆鬆地說:「我為什麼會讓自己住在一個不安全的地方呢,你告訴我?」
 
對於自己的無知,我感到羞愧,也對於這些來自遙遠國度的友人們分享的事情,感到萬分景仰。知名希臘導演提左布洛斯(Theodoros Terzopoulos)先生曾說,他在三十歲出頭的時候,就結識了德國已逝編舞家碧娜‧鮑許(Pina Bausch)和日本導演蜷川幸雄(Yukio Ninagawa),從那個時候起,他們便開始在自己的國度,彼此的國度,用作品和藝術相知相惜。
 
「現在,我們都正好在三十出頭的年紀,我想,這是一個美好的時間點,讓彼此的對話開始發酵。希望在未來的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裡,我們都能夠繼續在我們的崗位上,繼續交流、發聲。」
 
這是我五分鐘自我介紹的結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