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中的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思想活在電影之中
哈烏·佩克電影《年輕的卡爾·馬克思》的拍攝工作
| 照片（局部）: © picture alliance / Jens Trenkler / dpa
過去120年，銀幕上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呈現復興的趨勢。
自從電影問世以來，導演和製片人就開始使用電影媒介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及信條。毫無疑問，20世紀20年代反映十月革命和俄國內戰的蘇聯電影就力挺馬克思主義。這類電影旨在贏取觀眾對於革命、對於建基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蘇維埃政權的信心：即使沒有讀過《共產主義宣言》的人，也應該能夠通過銀幕去理解革命。
然而，藉由電影宣揚馬克思主義，對電影藝術的影響一直流傳至今。大量電影作品將卡爾·馬克思刻畫成歷史人物，例如近期哈烏·佩克（Raoul Peck）的《年輕的卡爾·馬克思》（Der junge Karl Marx）。此外，還有系列關於階級鬥爭及民主進程、反殖民主義、異化、戰爭和革命的電影作品。部分電影並非刻畫馬克思其人其事，但是挪用他的觀點，應用到電影本身所處時代。在120年的電影史中，如果沒有馬克思和他的思想，接下來的這12部電影就不會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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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格里菲斯《不可思議》（1916）
美國導演大衛·格里菲斯以平行蒙太奇的方式敘述四個劃時代的故事，刻畫人類不容異己的暴力天性：巴比倫的沒落、耶穌和法利賽人的衝突、法國聖巴多羅買大屠殺，以及一起當代的事件。他在敘事層面上不斷切換，進行對比。電影展現永恆（階級）鬥爭的畫面，例如在罷工工人和國家政權之間的鬥爭。 -
謝爾蓋·愛森斯坦《波坦金戰艦》(1925)
某些早期電影傑作是作為共產主義國家的宣傳工具。俄羅斯導演如吉加·維爾托夫（Dziga Vertov）及謝爾蓋·艾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受到電影新媒體的獨特力量所鼓舞，認為電影可以作為革命的工具。默片《波坦金戰艦》描述了1905年革命期間發生的一場暴動。一艘軍艦的船員起義反對效忠沙皇的軍官；結果這場衝突星火燎原般蔓延全國。這個故事以1905年6月“波坦金”號的真實故事為藍本，現實中，暴動者卻因煤炭儲存量耗盡而被迫放棄。 -
吉加·維爾托夫《持攝影機的人》(1929)
在共產主義社會，藝術與社會現實主義理念緊密聯繫，出於意識形態上的原因，社會現實主義禁止一切抽象化和美化。緊湊、富有詩意的紀錄片《持攝影機的人》將日常生活中人們的工作和作息美化，連綴在一起，成為富有詩意的交響樂章。吉加·維爾托夫在扣人心弦的圖像流中展現了社會主義社會中現實和理想畫面的混合物。影片的節奏同時反映出1917年十月革命的劇變，涉及土地徵收、工業國有化和引入馬克思主義作為國家哲學，展現日常生活的徹底改變。 -
差利·卓別靈《摩登時代》 (1936)
差利·卓別靈的童年是在窮困潦倒中度過的。該美國導演兼演員在他的鬧劇喜劇（Slapstick-Komödie）中總是站在窮人和被剝奪公民權利的人的一邊。他一次又一次地指出了資本主義生產模式造成的社會弊端。1936年，《摩登時代》塑造了卓別靈著名的流浪漢角色，描述1929年全球經濟危機之後舉步維艱的生活，該危機引致失業率高企，帶來福特主義。在著名的電影橋段中，流浪漢被輸送帶捲入一台大機器，馬克思的“勞動異化”概念極少得到如此戲劇化和娛樂化的展現。 -
維多里奧·狄西嘉《單車竊賊》(1948)
為回應法西斯主義獨裁者貝尼托·墨索里尼，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的意大利出現新現實主義的藝術紀元。文人和導演受到詩意現實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啟發，力圖真實呈現戰火紛飛下的歐洲生活。維多里奧·狄西嘉（Vittorio De Sica）的《單車竊賊》是這類題材的傑作：一位父親打日工養家活兒，在他千辛萬苦獲得一份張貼海報的工作後，自行車卻被人偷走。事件驅使他自己去當小偷，引發嚴重的後果。狄西嘉對無情的資本主義階級社會下貧窮者彼此相互爭鬥提出質疑，呼籲人民團結起來。 -
赫爾倍特·比勃爾曼《社會中堅》(1954)
在強烈反共的麥卡錫時代，任何批評美國的言論在美國都會引人懷疑。美國編劇兼導演赫爾倍特·比勃爾曼（Herbert Biberman）是“荷里活十君子”之一——因拒絕為“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作證而受到懲罰。《社會中堅》虛構了1951年新墨西哥州帝國鋅（Empire Zinc）公司員工的一起真實罷工事件。電影靈感取材自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風格，不僅譴責大部分來自墨西哥的工人群體的生活條件，同時批判了他們運動中的雙重道德標準：主角拉蒙致力宣揚人類平等，對待他的妻子卻像二等公民一樣。比勃爾曼強調了馬克思在《共產主義宣言》中的立場：革命也掌握在女性的手中。 -
吉洛·彭泰科沃《阿爾及爾之戰》 (1966)
美國影評人寶琳·凱爾（Pauline Kael）說意大利導演吉洛·彭泰科沃（Gillo Pontecorvo）是“馬克思主義詩人”。《阿爾及爾之戰》是關於1954至1962年阿爾及爾反對法國殖民統治者的獨立戰爭。彭泰科沃講述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解放陣線與法國軍隊的鬥爭。電影不遺餘力地刻畫了雙方的暴力行為。這種客觀陳述事件的試探性做法，靈感來源於意大利新現實主義。 -
皮耶·保羅·帕索里尼《豬圈》(1969)
意大利導演皮耶·保羅·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是一個變化的矛盾體：同性戀者、天主教信徒、馬克思主義者。他以挑釁性的文字和電影攻擊教會、資本主義及當代道德——以至於常常與盟友決裂。《豬圈》平行講述兩個故事：一位年輕人在《聖經》描繪的沙漠中建立了一個食人族革命團體。電影同時帶出納粹的罪行，及其在60年代德國的餘波。帕索里尼激進地動用了所有可能的力量來對抗資產階級社會，最終導致的是失敗。它的意義是：革命在銀幕上的失敗，必然喚起觀眾自行發動革命。 -
尚盧·高達《一切安好》(1972)
在學生運動和市民運動爆發的1968年，法國-瑞士的導演兼編劇尚盧·高達（Jean-Luc Godard）和政治活動家皮埃爾·戈蘭（Pierre Gorin）共同創立了藝術共同體“吉加·維爾托夫集團”。他們的目標是讓自己的電影工作徹頭徹尾為階級鬥爭服務。1968至1972年之間的新電影就是這樣出現的。高達在諸如《馬克思的兒女和可口可樂》（Die Kinder von Marx und Coca-Cola）這樣的電影中已經表現了六八運動一代年輕人的生活。《一切安好》中，一位美國女記者和她的法國丈夫目睹香腸工廠工人的罷工，員工們為惡劣的工作環境而抗議。他們發現資本主義摧毀了社會和諧。電影靈感來自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充滿實驗色彩，不讓觀眾僅僅沉溺在故事之中，還接收到一個清晰的資訊：革命是唯一的選擇。 -
瑪加蕾特·馮·特羅塔《德國姊妹》(1981)
因為一部關於克莉絲提安（Christiane Ensslin）和古德容•恩斯林（Gudrun Ensslin）姐妹的電影，德國導演瑪加蕾特·馮·特羅塔（Margarethe von Trotta）成為了首位在威尼斯電影節獲得金獅獎的女性。兩位恩斯林姐妹都踴躍投身學生運動，尋求改變，卻踏上了不同的道路。該電影具有示範作用，探討了六八運動的極限和可能性。它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姐姐激進地成為紅軍派恐怖分子，而妹妹留在民主派系，成為記者並且以記者的身份參與政治活動。 -
史提芬·蘇德堡《哲·古華拉》 (2008)
一部電影，兩個部分，兩場革命：兩種影像格式，兩種色彩，兩種敘事方式和速度。美國導演史提芬·蘇德堡（Steven Soderbergh）講述了拉丁美洲游擊隊領袖、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哲·古華拉（Che Guevara）其人及其象徵意義。蘇德堡將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解釋為最高形式原則。他平靜地依次講述了陰謀集會、古華拉晉升到指揮官並最終在古巴奪權的經過。這部將近四小時的史詩充滿視覺震撼力，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展現古巴革命，第二部分是哲在玻利維亞的戰鬥。 -
哈烏·佩克的《年輕的卡爾·馬克思》(2017)
卡爾·馬克思一次又一次地作為電影人物出現，例如蘇聯的傳記電影《一年如一生》（Year as Life）、十一集的東德電視系列《馬克思恩格斯的生命歷程》（Marx und Engels – Stationen ihres Lebens）或者尚盧·高達的《周末》（Weekend）。最終，在《年輕的卡爾·馬克思》中，由奧古斯特·迪赫（August Diehl）扮演的馬克思是一位熱愛生命的年輕革命家。海地導演哈烏·佩克（Raoul Peck）策劃的這部劇情片以1843至1848年之間馬克思生命中決定性的幾年作為主題。雖然電影沒有主角本身那麼具有革命性，但是看到馬克思及其思想就算在其逝世130年後也仍然在電影中充滿活力，也是很有意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