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春
「突然間那些人又出現了」

自群眾在柏林圍牆上跳舞一年之後，德國又是個統一的國家了。但對那些曾在霍恩申豪森監獄待過的獄友們感受又是如何？本文將從史塔西總部內的阿根廷牛排、不期而遇的重逢和柏林夜店談起。

「突然間那些人又出現了」

天空烏雲密布，平常的日子裡，這裡只有雙輪馬車的駿馬高掛天上，孤單地揚蹄。十一月九日這一天，在此施放歡樂的煙火，來自東、西柏林的人，興高采烈，手舞足蹈的身影在煙霧中交疊。
他們爬上自十二月二十二日以來多開了兩條通道的布蘭登堡門，這兩條通道從這個德國通往另一個德國。柏林人盡情慶祝，以致於日後必須花好大一筆錢，才能修復那輛雙輪馬車（雕像）。

當時，再過幾天就是耶誕節了，明明是家庭歡聚的節慶，一九八九年時卻變成了一個有象徵意義的日子，因為現在人們可以在沒有簽證就越過邊界。到了二月中旬，光是柏林就開放了三十條新的邊界通道。
當其他人都在慶祝的時候，德國統一社會黨領導階層正在考慮，如何利用柏林圍牆賺取利潤。 | Dagmar Lipper © wir-waren-so-frei.de 分開一年後，馬里歐･羅利希（Mario Röllig）再次與父母親共度耶誕節。一九八五年，他在匈牙利旅行時，在蒸汽浴繚繞的雲霧之中陷入情網 – 愛上了一位來自西柏林的從政人員。他倆在東柏林見面，一次又一次，如此兩年有餘，史塔西（國家安全部）是他倆愛情的永恆見證人。最後馬里歐鼓起勇氣，嘗試走守衛較鬆的綠色邊界，也就是從南匈牙利邊境穿過南斯拉夫，再逃往西柏林，他失敗了。羈押在霍恩申豪森（Hohenschönhausen）監獄裡的日子，因為遭受精神酷刑而變得很漫長。一九八八年他可以離開東德了，對他來說，柏林圍牆倒塌也帶來了一九八九/九零年那次繽紛非常又吵鬧的除夕夜，以及矛盾的感覺。

「耐人尋味的是：柏林圍牆倒塌之後有好幾天，我卻一點兒都不高興，因為突然間所有以前讓我的人生變得痛苦不堪的人又出現了。圍牆倒塌的那一夜，我一點兒都不覺得開心。我的爸爸從東柏林打電話過來，他說：『孩子，圍牆倒了。』我工作了一天很累，才剛睡下。我說，『喂，你們是不是喝醉了？開甚麼玩笑啊！』然後就掛上電話。」馬里歐･羅利希的爸爸又再打過來，『孩子，圍牆倒了。快看電視！』於是我打開電視，那天晚上我從波恩霍爾姆街（Bornholmer Straße）開車到邊界通道，在分開將近兩年之後，終於再度把我的父母擁在懷裡，但第一時間的感覺卻沒有那麼美好。道理很簡單，因為圍牆不僅將我與我的家人分開，它也保護了我，我得以遠離東德那些讓我的人生變得痛苦不堪的人。」除夕那天羅利希站在布蘭登堡門邊，與其他人一起慶祝。

這天晚上，東德與西德的電視公司攜手合作：他們交替報導布蘭登堡門兩邊的情形。黑、紅、金三色國旗一再在畫面上飄揚。因此，歷史學者說這是「第二次轉變」，兩個德國統一的願望於是得以實現。
柏林圍牆被拆除了。 | Monika Waack © wir-waren-so-frei.de 與此同時，東德的領導階層正在考慮，如何利用柏林圍牆的商業價值。一月三十一日，他們開始販售圍牆，小塊小塊的賣，外匯交易。今天，不僅在德國、不同的博物館內可以看見這些圍牆遺留，被切割成小塊當成紀念品出售；圍牆遺留也被當成建材，把以前分隔開來的街道及高速公路連接起來。

史塔西總部的風暴

十二月時，埃爾富特（Erfurt）的天空升起了黑色煙雲，那不是歡慶節日的煙火，而是從史塔西總部的煙囪冒出來的煙。多年來，許多東德公民的生活在這裡交織進行，如同一場扭曲的重複：史塔西的人把他們的習慣、政治思想、感受、人際關係、最親密的細節都記錄下來。竊竊私語或者密報，也許被自己的鄰居、朋友、親戚，或者無意間遇到的人用打字機寫下來。史塔西利用他們所知道的事情施壓，對付自己的國民。
史塔西總部的風暴 | Jan Kornas © wir-waren-so-frei.de 罪犯們企圖掩飾行徑，激發了憤怒又絕望的民權暨女權分子Gabriele Stötzer、Claudia Bogenhardt、Sabine Fabian、Tely Büchner 和 Kerstin Schön發起佔領史塔西位於埃爾富特的總部的運動 –  她們隨後又佔領了羅斯托克（Rostock）和萊比錫的史塔西。

六個星期之後，一九九零年一月十五日，猜想是位於柏林的史塔西的安全部隊，現在稱為安全局，把大門封了起來。穿著靴子的人匆忙地爬上樓梯，幾分鐘之後，放在樓梯間的檔案，從這層樓旋轉到另一層樓，在對政府心生不滿的公民眼前揚起風帆，因為害怕遭到史塔西殘暴攻擊，也由於沒有力氣了而掉落地上。這場出自無力感而發生的驟變，要歸功於來自埃爾富特的年輕女性，她們宣告史塔西掌控秘密檔案的權力走入歷史。
在史塔西總部發現肉品 | © picture-alliance/ ZB | Thomas Uhlemann 感謝她們，感謝那些佔領羅斯托克與萊比錫的史塔西，以及現在佔領柏林史塔西的人，這些檔案既是控制與監視的證據，也是史塔西用來鎮壓的工具。它們不會再像史塔西部長埃里西･米爾克（Erich Mielke）於十一月六日下的命令那樣，在這些冬日裡，全部丟進碎紙機或火堆中。一旦這些紀錄被分解為只剩下字母與紙片，恐怕不僅德國統一社會黨治下的系統與手段會被掩蓋掉，罪犯的罪責也可能被減輕。

在史塔西總部發現的物品 | © picture-alliance/ ZB | Thomas Uhlemann 占領者在史塔西總部內打開裝的滿滿的袋子，找到一大堆文件。多年來他們不斷地排在長長的隊伍中，買肉、水果，糖以及生活用品，卻在這裡找到許多奢侈品，例如阿根廷牛肉，以及一間設在史塔西內部的美髮沙龍。就在貯藏起來的珍饈以及驚慌失措之間，一個新時代的感受於焉產生。

佔領柏林總部，是這一波從埃爾富特起跑的一連串發展的關鍵，此刻，世界如何徹底翻轉 – 情勢翻轉的速度能有多快 – 展現在這場風暴唯一的犧牲者身上：佔領期間，史塔西一位絕望的公務員在蘇爾（Suhl）舉槍自盡。
在史塔西總部內的美髮沙龍 | © picture-alliance/ ZB | Thomas Uhlemann 即使是現在控制住史塔西總部的公民委員會，也不很清楚應該如何處理那些檔案。文件繼續被銷毀，根據一九九一年末訂定的史塔西資料法，終於明文規定，所有的資料應該保存在一間檔案館裡供人查詢。史塔西的受害人可以查閱檔案，科學家則可以進行研究。
人群湧向史塔西總部 | Jan Kornas © wir-waren-so-frei.de 開放檔案造成水落石出，你可以信任誰，誰你不能信任，化為如釋重負或者失望。柏林圍牆倒塌前夕，史塔西有十九萬位「非官方工作人員」：負責把與他們的朋友、鄰居或者同學有關的訊息送到史塔西。

十月那場無比快樂的重逢，激起了巨大的自由之感，現在，有些不期而遇造成舊傷口重新裂開。「那些百分之百信任德國統一社會黨的人，也是第一個去銀行櫃檯領一百馬克禮金的人」，馬里歐･羅利希記得。

遷移與偵查

圍牆持續開放，寒冬的城市景色中，交織著告別與重新開始的氣氛。到了耶誕節前夕，已經有二十萬位東德公民搬到西邊。他們一個挨著一個，坐在瑪琳菲爾德（Marienfelde）柏林緊急收容所內。收容所裡的人都知道，這個地方早就人滿為患 – 大概也是因為東德的局勢愈來愈艱難。勞工短缺二十五萬位，醫院裡的護理人員和醫師只能提供病患最基本的需求。

二月裡，陽光溫暖得像夏天的那幾天中，許多西德人開著車，去看特奧多爾･馮塔納（Theodor Fontane）小說中描繪過的地方，他們徒步穿越布蘭登堡侯國遺址（Mark Brandenburg）, 沉浸在書中主角李貝克先生（Ribbeck）的才思之中，造訪坐落於哈維爾區（Havelland）的李貝克古堡。坐在副駕駛座上的人，在公路地圖上尋找那些讓人嘖嘖稱奇的城市名：施特拉爾松德（Stralsund）、維斯馬（Wismar），讓海盜史多貝克（Störtebeker）的粉絲眼睛為之一亮；喜歡歷史的人則會注意到奎德林堡（Quedlinburg）、哥利茲（Görlitz）；他們當然也會去萊比錫、德勒斯登。這片土地讓許多人回憶起一九五零年代，彷彿在等一個新時代來臨，而這個新時代早就該來到了。國家人民軍軍營的大門敞開，士兵們正在釣魚 – 毫無「武裝單位」該有的那種肅殺氣息。西邊來的旅客開車回家，肚子咕嚕咕嚕叫；原本就不多的幾家咖啡館、餐廳以及旅店，就算冬季也開門營業﹐根本就應付不了此時蜂擁而至的周末旅客。
 
「就在這個時刻，我覺得西柏林這座孤島挺好的，一開始我覺得很難應付、心情惆悵 – 現在要進入一個新時代了。但同時，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在沒有重大決策的情況下，卻出現如此巨大的改變。」在西柏林市中心的破敗房子裡開起了夜店，「許多事情大概都未經正式許可，停滯二十八年之後 – 西柏林情況亦同 – 都在慶祝自由。你在西柏林還可以把自己孤立起來，若在東邊就更糟了。忽然間一切就爆發了！這是因為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統一之前，西德實施資本主義，東德則瀰漫著官僚主義，現在，在私人開辦的夜店裡，譬如“Tresor“俱樂部，短時間內舉行了一場又一場派對，無論資本主義或官僚主義的規則一概不遵守。住宅裡開起了臨時酒館，居民從樓下的窗戶販售啤酒。新的十年讓東柏林市中心的破房子重新有了生氣。距離以前邊界幾步遠的地方，幾座廢墟和倒塌的建築物從象徵著停滯，轉變為試驗場所。「那時候的夜店文化與經濟和消費，或者快速賺錢無關，主要就是很單純的想要嘗試新奇的東西，還有慶祝自由。」
在東德慢慢瓦解的同時，在柏林派對場面則蓬勃日盛。 | © picture-alliance ZB Manfred Uhlenhut 馬里歐･羅利希贊成兩德統一：「因為我想逃出東德但失敗了，又曾經被史塔西關押在霍恩申豪森，我心想：『這個系統終於消失了。』」但他說，那個春天不再有來自東柏林的集體精神 – 而且以後也不會有了。儘管心情複雜，馬里歐･羅利希仍然為自己在西柏林重新開始而感到高興，圍牆倒塌後，他把重心放在私人生活與繼續前進上頭。「一開始每個人都必須為自己著想，關心自己的下一步如何走。」

直到後來與老同學，以及八零年代中期，在東柏林一起經歷了他出櫃，坦承自己男同志身分的人碰面，這種感覺才重新湧了上來。「我們見面，在活動、演講場合、論壇以及觀看電影後，談起以前的事情。透過電影情節發展，我的許多朋友及他們的家人掙脫了那個結構。他們必須先把自己照顧好，這對許多人來說，是一個非常吃力又悲傷的過程，因為他們同時也感受到了新社會冰冷的那一面。」

馬里歐･羅利希形容，就像這種感覺在某些人身上扭曲成仇外心理那樣。「他們很擔心，在德國站穩了並且想留下來的越南人，或許突然間過得比德國人還要好。」過了好幾年，媒體刊登了統一後的德國最悲慘的照片：難民之家在報紙頭版上燃燒。

新工作以及舊時負擔

羅利希父母以前的鄰居，曾是德國統一社會黨的員工，突然當上了主席以及部門主管。「一位在內政部門專門駁回出境申請的女士，忽然變成了特雷普托—克珀尼克（Treptow-Köpenick）勞工局長。感謝老天，很多人認出了她，她因此被拔除職位。但其他很多人透過結社、透過關係，進入新國家，不但被聘為市政顧問，甚至成為德意志聯邦議會的議員 – 當史塔西的間諜！」

九零年代初，他集中心力在自己身上；到了九零年代中期，他完成了新的培訓課程，成為柏林西方百貨（Kaufhauses des Westens）雪茄部門的銷售人員。「其實這個世界運作正常，我那時投入柏林的愛滋病組織，我雖然仍擔任組織的委員，但沒有參與政治活動。一九八九/九零年後，模範共產黨員在統一後的德國另起爐灶發展事業，也沒有引起我注意。」意識到這一點，大概讓他很痛苦。

他為了愛情，以及因為狹隘與庸俗而逃離東德，之前的那些日子，他記憶猶新。許多與拘留有關的回憶仍舊鮮明，但現在他不去想那些事。「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七日，我記得很清楚，早上我去上班：六樓，西方百貨，布置好了我的雪茄專櫃。突然有一位四十多歲、穿深色西裝，皮膚曬成棕色的男人站在我前面，我才在想，這應該是一個名人。那是一場啊哈--經歷：我認得他。剎那間我恍然大悟：他就是那個十二年以前，一九八七年，在霍恩申豪森的史塔西監獄裡，虐待、拷問、對我施以精神虐待好幾個月之久的那個史塔西官員！當我認出他來的時候，我臉色蒼白，全身發抖。」那個前史塔西官員沒有認出羅利希。「對我而言，那好像是要我直視魔鬼的眼睛。以前我常想，如果有一天我遇見了一個很像這個傢伙的人，我應該用槍射他哪裡？但這只能夢想或是隨意想想而已，不會真的去做。」然而一旦真的遇見了，羅利希的腦袋裡閃過別的念頭：現在我要痛擊他的臉，因為他活該。我另一方面又想，『不行，我會因此丟掉差事，而且打他一巴掌充其量只是當下感覺良好，對於釐清我的過往並沒有幫助。』儘管如此，羅利希依舊很想知道，『這個官員現在心裡怎麼想。直到那個時候，我一點兒也沒有思考過這件事，而且我不知道有誰曾經向他的受害者道過歉。』
在西方百貨馬里歐･羅利希偶遇一位史塔西官員，他在霍恩申豪森監獄裡曾對羅利希施以精神虐待。 | © picture alliance / dpa | dpa 他要離開時，馬里歐拽了一下他的加害人的袖子，「對不起，我們認識耶！」他說：「喔，在哪裡認識的？」「您是史塔西在柏林霍恩申豪森監獄裡的官員。」羅利希回憶著：「他友善的臉瞬間變得陰沉，說：『那又怎麼樣，您現在想在這裡對我怎樣？』沒有人幫我，百貨公司裡的人大概都大吃一驚。我告訴他我是誰，以及一九七八年我試圖逃走，被關在牢裡，他來審訊我。他希望判我坐牢兩到八年，因為我企圖逃走就等於背叛了我的祖國。他突然提高嗓門大吼，我搞清楚了沒，我坐牢是對的。他為什麼要道歉？只有小孩才會後悔。」他轉過身去，走了。

就在此時，所有馬里歐･羅利希以為已經整理過的往事通通浮出水面：「它們一直存放在我的心靈深處。」他走到走廊上，大聲尖叫。公司的護士給了他一顆鎮靜劑，要他回家休息。「我回到家後真的病了，服用了過量的安眠藥。一位與我當天晚上有約的朋友，找到了身旁有很多空藥瓶的我。我在醫院裡清醒了過來，但我再也沒有活下去的勇氣了，我問自己，如果史塔西官員這樣的人，在我們統一後的德國過得如此之好，我為什麼要活下去呢？」

羅利希不願意和醫師們說話，他們不知該拿他怎麼辦，因為他的私生活和工作看起來都很正常。主治醫師與他的父母會談時，得知馬里歐･羅利希很年輕時，曾被當作「逃亡者」被史塔西關在霍恩申豪森的監獄裡。「他知道我的心靈受過創傷，於是帶著一張那個紀念館的宣傳單來到我的床前。「年輕人，如果你不想活了，他們以前沒能達成的目的就得逞了。不是對每個人都有用，但卻是你最好的解藥，你去紀念館，告訴大家你經歷過的事情，之後你會覺得好過一些。」我已經這樣做了二十多年了，羅利希說。

西邊的產品

當樹木慢慢的抽芽生長，春天籠罩著這座灰濛濛的城市之際，東德的未來依然不明朗。東德應該並且能夠走上「第三條道路」 — 創造一個更好的社會主義嗎？
 
許多西德人在東邊買東西，便宜又安全，因為邊境現在不再受到控管了。訪客們繼續公開地把西德馬克以一比一匯率兌換成東德馬克，後來匯率變成一比三。黑市的匯率為一比十，並有下降的趨勢。東德人也忙著大量囤積昂貴的生活用品，雖然那些東西比西邊的貴。他們擔心自己長年累月辛苦工作存下來的錢，即將變得一文不值。西邊的商品世界來臨，同樣的東西有幾千種選擇，由不同的公司生產。是否想念心中充滿渴望以及排長龍的日子，不用問也知道對照出來的答案為何。渴望西邊的生活用品如此強烈，以至於東德的產品被貶為品質不佳，沒有吸引力人。那段時間裡，東德的經濟險些崩潰。
在解除邊境管制後，許多西德人來到東德購物、東德人則前往西德。 | © picture alliance / ddrbildarchiv | Manfred Uhlenhut 這段過渡時期也顯現在消費及貨幣領域內：西德的銀行在臨時貨櫃裡成立新的分行，第一批經銷商以西邊的錢交易來自地中海的五顏六色的水果，二手車與這些水果爭奇鬥艷，那些車子的油漆在春天陽光的照耀下閃閃發光，刮痕好似在訴說著冒險與自由的故事：突然間所有的渴望都戴上了價標牌。

柏林圍牆倒塌後的最初幾個月的消費行為，馬里歐･羅利希解讀為一種政治表達，人們想要西邊的體系。渴望與痛苦，如同任何消費社會 –  譬如五零年代至今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 普遍地透過狂熱消費而被壓抑。

東德公民正在抗議貨幣聯盟。 | © picture alliance Wolfgang Weihs | Wolfgang Weihs 東邊與西邊的人民試著從執政者看似無助的不明朗的局勢中取得好處，幾個月以來，波蘭的小販在「波蘭市場」擺攤，西柏林居民則利用比較優惠的黑市匯率，在東柏林購物。由於人們有可能突然間站在空空如也的貨架前，於是出現了一個新的規定：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公民只准用西德馬克買東西，自由貿易早在一月間就引進了，並且成立了信託機構。這個機構應該將國有經濟改為市場經濟，譬如將企業私有化或者使之停產。直至今天，這個步驟仍舊充滿爭議，甚或成為至今餘波盪漾的許多社會差異與問題的原因。另一方面，聯邦政府將希望寄託在一個貨幣聯盟上，目的為阻止金錢外流以及人們往西邊遷移。橫幅標語牌上寫著警告：「西德馬克來，我們就留下；不來，我們就去找它們」，這原本是周一示威的標語，現在變成真的了。消費的欲望加速了政治發展 –  我們朝一個統一的國家邁進。
過多的湯品：對某些東德人來說，西德超市內的產品豐富多元。 | © picture alliance ZB ddrbildarchiv

共同的事物

一個事實於改變的漩渦中被揭露出來，人們的思想以及日常生活超越了政黨的光譜。東邊與西邊的團體和機構希望交流，各政黨則對兩個德國的未來有不同的願景：德國統一社會黨的後繼者，民主社會主義黨（PDS），堅持東德的獨立性，要求給東德一條「第三條道路」。此外，東德還有一些衛星黨，雖然也暗中支持政黨多元性，但他們在國會並沒有實力。他們很快就在西邊找到了可以合作的黨派夥伴。自由民主黨（FDP）支持兩個自由的政黨，（東）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Ost-CDU）與（西）德國基督教民主黨（West-CDU）合作。一九九零年二月，公民運動支持者成立了同盟90（Bündnis 90） , 他們滿懷信心，認為在反抗德國統一社會黨的體系立下大功之後，東德可以經由民主發展成為獨立國家。因此，他們當然有意識地放棄了來自西邊的夥伴。
在東德1990年三月舉辦了第一次民主選舉。 | © picture alliance / zb | Eberhard Klöppel 幾個月以來，一樁又一樁大事接連發生：柏林圍牆倒塌，二加四談話，東德馬克迅速貶值。使人有彷彿時間一下子快了兩倍的感覺，而這是為了要彌補圍牆兩邊的停頓以及各種錯過；甚至東德大選也提前於一九九零年三月十日舉行。這是東德境內保證根據民主原則進行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大選：選民第一次擁有真正的選擇權；單位列的名單不復存在，候選人相互競逐。高達百分之九三點四的投票率幾乎是天方夜譚 – 卻也是大選虛有其表的國家的典型表現。但這一次人們基於信念，或者，至少是懷著共同塑造的願望而前往投票。

二加四條約

東德大選提前舉行，給英、美、蘇三國發出一個統一的德國極有可能實現的信號。美國除外，另外兩個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態度猶疑 – 德國應該再度成為中歐的強國嗎？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如此表示：「統一的德國太大也太強了。」柏林圍牆倒塌沒多久，法國總統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語重心長表達他的疑慮，他說統一「在法律和政治上皆為不可能」。那些日子裡，不僅出發前的騷動不安四處溢流，柏林同時也籠罩在意識到權力轉移的氛圍中，因為兩個德國是冷戰系統中的一部分。蘇聯對於統一的德國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這個想法，尤其有意見。一九九零年二月十日，一切都改變了：戈巴契夫在與海穆爾･柯爾（Helmut Kohl）會談時表示，他同意統一。

幾個月前，一九八九年十月七日那天，示威者把希望寄託在或許也會在東德宣布改變路線的戈巴契夫身上，戈巴契夫要離開時，他們呼喊著「戈比、戈比，幫幫我們！」這場示威遊行被殘酷的鎮壓了。現在，只不過幾個月之後，路開放了，而且二加四（兩個德國 + 二次世界大戰四個戰勝國）會談也展開了。

從中簽訂的條約允諾給予德國充分支持，戰勝國放棄他們在這個統一的國家的特殊權利，兩個德國承認一九四五年劃定的邊界。對西柏林的居民來說，這特別意味著鬆了一口氣，握有操縱部署在東邊與西邊的中程彈道導彈的西方與東邊的強權，始終近在眼前，就是一個例子。
對許多東德公民而言，統一意味著繁榮昌盛，但經濟變革也帶來一些挑戰。 | © picture alliance/ dpa | dpa 七月初，德國境內邊界上的身分檢查正式告終，四十五年以來，許多人把邊界和希望、禁令以及痛苦連結在一起。現在，邊界代表東德持續開放的過程。這件大事透過經濟、貨幣以及社會聯盟密切合作進行著，這以後就快了：東德接收了西德大部分的經濟和法律規範，包括社會保險制度，西德馬克是唯一具有法定支付能力的貨幣，九月底東德退出華沙公約、蘇聯軍事同盟，遵循統一條約。大約在政治人物簽署二加四條約的前兩個星期，新的聯邦州加入了基本法。

正式統一前不久，（東德）人民議會舉行了最後一次會議，它的任期只有一百八十一天，積極參與統一的工作，它受到尊崇，大多時候以正向眼光眺望未來。全國普遍存在著一股輕鬆的氣氛，雖然大業尚未完成。

十月三日德國統一了。

這個國家現在主要要為經濟、社會以及生態諸多挑戰而奮戰，而對於來自德東的人來說，尤其要克服的，是他們的所思所想略有不同。十月初的這天晚上，這些思慮暫且擱到一邊。

當統一讓大家感到如釋重負之際，也是德國內部新的經濟權力過程的出發點。許多人的生平，例如馬里歐･羅利希的，必須重新解釋並加以處理，這個社會則必須找出新的共同價值 。

當羅利希談到他擔任時代證人的工作時，停頓片刻後他補充說道：「這段時間我常常東奔西走，在大學、中小學，也在不同的基金會演講。可以說我在報復從前發生在我身上的不公正：用今天我安樂的生活對抗恐怖的回憶。」停了一下他又補了一句：「也不能太常回想受過的苦，否則你的心將永遠困在監牢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