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社會制度
誰有資格要求社會救助?

我們應該幫助別人脫離貧窮。
我們應該幫助別人脫離貧窮。 | 照片:Pixabay

理查.布洛克斯說德國人會隱藏貧窮。而柏林的安娜認為德國社會制度給她帶來安全感。「那純粹是運氣問題。」這是克勞蒂亞總結自己經驗後的感想。席維亞.沈辰說:「我們的要求讓政治家一刻也不得安寧。」柏珍娜則提醒:「在這裡,你會到處碰壁。」楊尼克覺得,從他高中輟學以來,就業服務中心就為他費盡心力。

我從波蘭搬到德國,注意到兩國間最大的差異,大概是病患、失業者與自營業者在德國得到的支援。不僅是經濟上的援助,還包括一些小舉動,例如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期間,六十歲以上的老年人、高風險患者以及領取第二類失業給付的人,都可以在藥局免費拿到三個FFP2口罩。完全不用半毛錢喔。
 
不過,我的受訪對象很快就把我拉回現實。
 
「德國不計一切代價維持富國形象,顯示這裡只住著富裕滿足的人。」暢銷書《吾業遊民:一個德國遊民血淚拼搏三十年的街頭人生》作者理查.布洛克斯(Richard Brox)*告訴我。「由於這個原因,貧窮在我們這裡被隱藏了起來。但是,德國有一百多萬人居無定所,有些人借住朋友家,有些人住進社會住宅,但更多人流落街頭。最慘的是,城市、鄉鎮、社區,全都隱匿貧窮議題,一切只能表現出美好、乾淨與友善。」

理查自己無家可歸三十多年。他一九六四年生於曼海姆(Mannheim),母親來自波蘭的卡托維茲(Katowice),一九四二年被押到德國強制勞動,之後送入拉文斯布呂克(Ravensbrück)集中營。理查的父親十七歲被徵召入德國國防軍,因多次逃兵被判刑監禁。理查的雙親都留下嚴重的精神創傷。他的童年有時候是在不同的兒童之家度過的,後來染上毒癮,沒有辦法完成學業。母親過世後,他失去了家和唯一的避難所,從此流落街頭。
 
「德國社會制度冷酷無情,有許多漏洞,很容易就從這些漏洞滑入貧窮裡。」理查解釋說。「荒謬的是,若要領取第二類失業給付,就必須出示戶口登記證。運氣好的話,有些街友服務中心的工作人員會幫忙,你可以把補助金寄到他們的地址。不過這類設施不多,知道的人也很少。但是,就算真的幸運申請到第二類失業給付,一個月能拿到四百四十六歐元,也就是一天不到十五歐元。這麼少的錢,要怎麼脫離貧窮?鞋子壞掉了,怎麼買得起新的?要怎麼靠這點錢勉強吃得健康,讓自己不生病?一張車票就要花掉每日一半的費用,要怎麼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參與社會和文化生活之類的事情,我甚至連提都不想提,你根本沒錢上劇院、看電影、聽演唱會,也買不起二十歐元的書。你什麼都負擔不起。所以現在要淪落街頭非常容易。」
 
我觀賞調查記者鈞特.華拉夫(Günter Wallraff)與理查.布洛克斯共同拍攝的電影,《零度以下──街友的冬天》(Unter Null – Obdachlos durch den Winter),許多收容街友的臨時住所都位於郊區,有貨櫃屋,也有空置的建築物。建築管理處一位官員告訴鈞特.華拉夫,前往市郊男子收容所的路線:「先搭火車,接著轉搭幾站公車,或是步行過去。」
 
漢諾瓦一處緊急收容所裡,床鋪一個挨著一個,床墊、棉被和枕上沾有血跡和汙漬。由於人手不足,所以夜晚會鎖上大門。因為這個原因,即使鈞特.華拉夫感覺鄰床的人具有攻擊性,也無法逃離緊急收容所。
建築管理處一位官員,告訴鈞特.華拉夫,前往市郊男子收容所的路線:「先搭火車,接著轉搭幾站公車,或是步行過去。」 建築管理處一位官員,告訴鈞特.華拉夫,前往市郊男子收容所的路線:「先搭火車,接著轉搭幾站公車,或是步行過去。」 | 照片:Pixabay

 

另一個場景是:一個可供街友居住較久的收容所。在這裡,有地方睡覺、食物可吃,還有工作機會。街友的時薪是二十五歐分,比法定最低薪資還低三十倍。
 
不過,科隆市長一項公關活動最是讓我深感哀傷:他提供街友烤野豬肉,歡慶聖誕節。街友分批進入室內,尚未輪到的人在寒風中等兩到三個小時。食物美味可口,有好幾道菜。最後市長也分送禮物給街友。鈞特.華拉夫拿到的袋子裡,裝著已過保存期限的小雞蛋餅,還有尺寸5XL的名牌褲,穿起來就像套進睡袋似的。
 
我問理查:「你希望德國社會制度能有什麼樣改變?」
 
「必須幫助別人脫離貧窮。」他這樣回答我。「無條件的基本收入,應該是個很好的解決方案,這樣才能掌握自己的人生。有了這筆錢,我們租得起一間小公寓,購買生活必需品,照顧自己的健康。目前,對於街友的醫療服務只限於緊急救助,不包含長期治療。如果你牙痛,牙醫不會試圖挽救牙齒,而是乾脆拔掉。要是你不想拔牙,他就給你止痛藥。就只有這樣。我也贊成利用閒置的辦公大樓或者旅館作為街友住所,人人有自己的房間、浴室和廁所,可以存放私人物品,不必害怕被人偷走。有了安身的處所,就比較容易重視自己的外表,找到走入人群的力量。每個人都有權利享有一點尊嚴。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讓我們看見,同甘共苦、團結一致在今日有多麼重要。」

我知道自己不會淪落到橋下生活

「德國的社會制度帶給我安全感。」四十五歲的安娜**說,她是名自由譯者。「為什麼呢?因為我知道,不管是我或我的孩子,以後都不至於會淪落到橋下生活。」
 
我問她:「如果妳忽然間再也拿不到翻譯委託案,會發生什麼事?」
 
「我有資格領取第二類失業給付,也就是俗稱的哈茲四(Hartz 4)方案。」安娜向我說明。「國家會支付我的房租和水電之類的雜費,也會承擔醫療保險費。此外,我每個月也能領到四百零一歐元的標準津貼。如果我沒有另一半,還會多個四十五歐元。除此之外,依據年齡不同,我每個孩子還能額外領到二百八十三到三百七十三左右的歐元。」
 
不過,也有一定的限制,例如租金不可超過特定上限。在柏林,租金上限目前是四百四十歐元,慕尼黑是六百四十歐元。單身者的居住面積,一個人不能超過十五坪。因此直到前不久,領取救濟津貼的人不得不搬到更小、更便宜的公寓去。
租金不可超過特定上限。在柏林,目前上限是440歐元,慕尼黑是640歐元。 租金不可超過特定上限。在柏林,目前上限是440歐元,慕尼黑是640歐元。 | 照片:Pixabay 安娜解釋:「最近幾年,柏林的租金大幅上漲。我居住的公寓大樓隸屬於市立住宅物業協會,有些房客承租一間三十坪左右的三房公寓,只要支付七百歐元,因為他們的合約早在二○○六年便已簽署完畢。後來才搬進來的人,承租一間三十三坪大小的公寓,租金是一千兩百歐元。私人的住宅大樓,租金有時候高達兩倍。」她還補充說,失業者以前工作時若曾參加強制保險,就能得到國家更多補助:「他們一旦失業,有一年半的時間,能夠領到最後淨收入的六成到八成。」
 
接著,安娜向我解釋,自營業者在德國並未享有特殊待遇。或許,除了安娜想加入的藝術家社會保險之外。不過,申請流程非常複雜,甚至可能花上好幾年時間。但是在這方面耗時費神是值得的,畢竟藝術家社會保險,會承擔會員部分醫療、照護與退休等保險費用。以月收入一千歐元計算,目前自營業者的法定最低健保費約莫兩百歐元;月收入四千歐元或者以上的被保險人,支付的費用是八百歐元。如果安娜加入藝術家社會保險,超過七成的費用將由保險承擔。那是如何運作的呢?藝術家社會保險的會員,每年先預估下一年的可能收入,藝術家社會保險再根據這個數字計算醫療、照護與退休保險費。假設是五百歐元好了,那麼會員每月支付藝術家社會保險一百歐元,其餘則由藝術家社會保險負擔。
 
我問安娜:「德國社會制度還有哪方面讓妳覺得不錯?」
 
安娜說:「我每個月會收到兒童津貼,兩個孩子大約四百四十歐元。在我們居住的柏林,幼稚園是免費的。小學的午餐以及到下午四點結束的安親班,也一樣不用付費。但女兒幼稚園裡的餐費,我必須自掏腰包,不過一個月也只有二十三歐元。學校設施十分完善,也把孩子照顧得很好,我的孩子都很開心。健康保險方面,我們能享有第一流的醫療照護。孩子服用的處方藥也免費,成人的話,只需支付象徵性金額。問我需要什麼?其實我只想要更多自由的時間!也希望幼稚園和學校早日恢復上課。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期間,我主要在晚上工作,因為孩子白天也都在家。」

理論上,一切看起來都很美好

「妳感覺受到國家幫助與支持嗎?」我問克勞蒂亞。她是名牧師,離婚後,獨力撫養十八歲的養女瑪麗亞。
 
「有,但也沒有,純粹要看運氣。」五十三歲的克勞蒂亞搖著頭說。「如果我運氣好,就會遇到一個了解瑪麗亞胎兒酒精症候群(編按:胎兒因母親在懷孕期飲酒而受到傷害)這種病症的工作人員,知道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幫助。倘若遇到對這種疾病一無所知的人,那麼戲碼就開始了。胎兒酒精症候群也被稱為隱性障礙。瑪麗亞有兩隻手、兩隻腳,也能夠正常表達,看似什麼都做得到,但其實什麼也做不了。她有某些大腦功能就是無法運作,所以舉止極端衝動,不知道自己的行為會導致什麼樣的後果,記不住事情,也無法理解事情真相──這只是其中幾個症狀。我必須經常向工作人員解釋這種疾病究竟是什麼。瑪麗亞被診斷具有百分之八十的智能障礙,不是沒有道理。」
如果我運氣好,就會遇見了解瑪麗亞這種疾病的工作人員,知道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幫助。 如果我運氣好,就會遇見了解瑪麗亞這種疾病的工作人員,知道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幫助。 | 照片:Pexels

 

「妳得到什麼樣的資助?」我追問。
 
「我領到二百一十九歐元的兒童津貼以及五百四十五歐元的照護補貼,沒有期限的。」克勞蒂亞列舉說。「我也可以申請哈茲四的補助,但老實說,我還沒有時間處理。目前我把重心放在其他福利津貼上。胎兒酒精症候群患者無法自理日常生活,必須提醒他們吃飯、吃藥,每天早上鼓勵他們上學或上班。因此,我向社會局申請了所謂的個人照護專款。」
 
那究竟是什麼?由於疾病障礙,瑪麗亞從不同贊助單位領取各式各樣的津貼,例如醫療保險公司、長照保險公司以及職業介紹所等等。克勞蒂亞可以選擇不同的補助,搭配成「組合」,不必個別向贊助單位一一申請。在此之前,她先與社會局人員商定個人照護專款的具體目標。
 
克勞蒂亞說:「瑪麗亞去年從特教學校畢業後,有機會在普世教會開辦的身心障礙者工作坊,接受培訓成為汽車噴漆工、畫家或者廚師。剛開始一、兩個星期一切順利,但隨後問題就來了。上完第二、第三堂課,瑪麗亞一直喊累,說撐不下去了。因此培訓負責人每天約莫中午一點載她回家。但這不是長久之計。所以在個人照護專款可用範圍內,我申請了一位私人助理,不但可以載她來回身心障礙者工作坊,也能協助她上七個小時的課。是的,政府有提供這類服務,我希望很快就能通過申請,畢竟這關係到瑪麗亞能學習一門職業,未來有機會找到工作。」
 
除此之外,克勞蒂亞也幫瑪麗亞申請休閒助理,每週二十五個小時。對她來說,女兒能參與社交生活非常重要,也因為她自己沒有時間陪伴她。克勞蒂亞解釋說:「畢竟我是一名牧師,非但要主持彌撒,還要帶領婦女研討會,包括性別與平等、女性主義神學與健康等議題。我希望瑪麗亞能有一位休閒助理,一起聽演唱會、看展覽,學習獨立生活,例如購物、整理房間、洗衣服。」
 
一旦克勞蒂亞整合了個人照護專款,之後社會局每個月匯到她戶頭的錢,她就可自行決定如何運用,看是要委託私人或組織,一個星期需要幾個小時等等。她只在意委託的服務是否對瑪麗亞有所幫助。
 
克勞蒂亞特別強調:「這些服務當然也要花錢。不過話說回來,國家去支持一個無法工作、甚至可能走上邪路的人,豈不是更昂貴嗎?相信我,想辦法讓這樣的人融入社會,花費反而更便宜。」

我不會被獨自拋下

「我覺得自從十一年級輟學以後,勞工局就一直為我費盡心思。」二十三歲的楊尼克說。
 
第一次到就業服務中心時,他分配到了一名個人輔導員。
 
楊尼克說:「那是一位年輕親切的女性。我向她說明,我不想再上學了,寧願盡快去工作。因此,她讓我上一年職前訓練課,學習怎麼寫求職信和履歷。我還實習了兩個星期,實習的公司是自己挑選的。除此之外,也上了幾堂課,學一點數學、英語與德語。這樣我一個月應該能領到兩百多歐元。」
 
「你有什麼體會?」我問楊尼克。
 
「在旅行社、百貨公司和旅館結束實習後,我的心得是,我寧願再回學校繼續念書。」楊尼克笑道。「因此我申請了職業學業,離我父母家大概五十公里,也就是說,我必須搬到另一個城市。因為如此,我才有資格申請每個月五百歐元的助學金。有了這筆錢,我可以租得起一間不錯的小公寓。」
「在旅行社、百貨公司和旅館結束實習後,我的心得是寧願再回學校繼續念書。」楊尼克笑道。 「在旅行社、百貨公司和旅館結束實習後,我的心得是寧願再回學校繼續念書。」楊尼克笑道。 | 照片:Pixabay 但是,楊尼克在第一學期被診斷出患有精神疾病。就業服務中心再一次採取行動。楊尼克因此領到第二類失業給付,以及租金與雜費等補助,一共九百多歐元。除此之外,他也接受職業醫學專科醫師的檢查,醫師確認他並不適合所謂的第一就業市場。最後,就業服務中心安排楊尼克參加進修與培訓工作小組計畫。
 
「那裡有優秀的教育學家、心理學家與社會學家。」楊尼克回憶說。「我們有許多計畫課程,還拜訪了未來的潛在雇主,例如超市、郵局或者動物收容所。我們學習一些理論,也有足夠的時間放鬆與冥想。大家一起煮飯、一起出遊。整體而言還不錯,但或許服藥時間不算吧。吃了藥之後,忽然就安靜下來,有幾個人乾脆躺在地上,就像失了魂似的。」
 
我問楊尼克:「你在那裡學到了一門職業嗎?」

「沒有,因為我曠課太多,所以被退學了。」楊尼克說。「結果發現是因為我的精神疾病太嚴重了。不久前,我和勞工局一名人員面談,他介紹我這地區有四所學校可供精神健康有問題的年輕人就讀,我不但可以在這些學校裡學習一門職業,也能工作,還可以住宿三年。一切有老師、心理學家與治療師負責照顧。或許多虧了這些支持,我才能繼續進修,未來也能工作吧?至少我自己是非常期待的!」

我的夢想是回波蘭

「我移居德國,一開始打就註定要失敗。」三十多歲的柏珍娜嘆了口氣說,一邊切著蛋糕。
 
柏珍娜記憶力驚人,幾乎把所有烘焙食譜記在腦子裡。那天她帶著三個小孩(分別是十六歲、六歲和五歲),跟著剛結婚的先生來到北萊茵─威斯法倫邦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彷彿昨天才發生的事情,而不是七百三十天前。
她抵達北萊茵─威司法倫邦那天的情景,仍舊歷歷在目。 她抵達北萊茵─威司法倫邦那天的情景,仍舊歷歷在目。 | 照片:Pexels 柏珍娜說:「我們的車子裝得滿滿的,好像一艘貨櫃輪似的。抵達德國後,我們把車停在房子前面的停車場,一個波蘭女士已經拿著鑰匙在等我們。她是屋主的母親,我們在波蘭就先把押金匯給了屋主。整趟路程下來,我們全都累垮了,可惜仍沒有辦法休息。我們跟著她走上樓梯,只渴望能洗個澡,有張床睡覺,可是沒料到鑰匙竟然不能用。原來屋主欠人錢,債主把鎖頭給換掉了。這是第一個警訊。我心裡想:『吶,這還真是個好的開始。』」
 
若不是記憶力極佳,就業中心再三宣稱沒有收到文件,柏珍娜應該就會相信他們的話。但是,文件是柏珍娜親自列印、塞進信封、黏好信封、貼上郵票後,立刻丟入商店旁邊的黃色郵筒。事情發生一次、兩次、三次後,最後她直接寄掛號。
 
「我本來想成立公司,販賣糕餅。但是勞工局的人把我送到一處就業中心,就業中心要為我安排融合課程。若未參加這類德語課與文化融合課程,沒辦法在德國拿到工作許可。但是,麻煩就這樣開始了。」
 
柏珍娜在就業中心拿到一長串必須提交的文件:工作合約、先生的收入證明、最近三個月的銀行對帳單、戶口登記證明、孩子在波蘭和德國的在學證明、兒童福利金通知,以及他們已支付或者無力支付的生活費用證明。但是,這些文件證明並未寄達就業中心,而是多次在郵寄途中遺失了。
 
「為什麼有這麼多文書作業?」柏珍娜搖著頭問道。「有人告訴我,我不僅有權利上語言課程,還能透過青年局拿到住屋津貼和預支贍養費,因為我前夫拖欠我們共同兩個小孩的撫養費。就業中心的人員雖然主張沒有收到我的申請文件,但我猜想他們只不過想要拒絕我而已,最後他們也得逞了。」
 
就業中心人員終於收到掛號後,仔細檢查了所有文件。他不承認波蘭法院執行員,嘗試索取未支付的贍養費未果後,所開立的證明。所以柏珍娜不用寄望青年局那份預支贍養費了。此外,就業中心的人覺得她租屋處的水費高得可疑。
 
柏珍娜說:「沒錯,我們那個土耳其房東收取的水費非常高,好像我們不是淋浴洗澡,而是有一座游泳池似的。總之,就業中心一筆抹去我所有的申請,包括參加融合課程。之後,我又努力了一整年。我和一位幫我翻譯的波蘭朋友去了就業中心,也讓我女兒打電話過去。但是,現在我已經沒有力氣了。」
 
我問她:「妳認為德國是否也有優點呢?」
 
「生活在這裡,的確比在波蘭安心。」柏珍娜回答說。「我先生的薪水能讓我們一家五口生活舒適,孩子的學校也很棒,對他們照顧有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期間,學校甚至發放平板電腦,給家中沒有筆電的學生。老師和學生分組連線,討論封城期間遇到的問題。我也很喜歡德國的醫療系統。多虧了醫療保險,我們才能夠接受現代化醫院和優秀醫師的治療,還無需支付任何費用!我女兒有一次摔斷腿,學校特地安排一輛計程車整天接送。醫院裡也有口譯員幫忙我們。我兒子害怕進行牙科手術時,也是先幫他麻醉後,才拔掉乳牙的。這一切都是免費的!」
 
所以,也不全然都遇見不好的事情?或許總有一天,柏珍娜能夠在新故鄉站穩腳跟吧?
 
「我知道自己要振作起來。」柏珍娜嘆氣說。「在波蘭,我總是找得到辦法,也有一份很好的工作,而且信心十足,執行力很強。但是,如果當局故意刁難,我該怎麼適應這個陌生國家?請妳寫下這句話,提醒讀者:『在這裡,你會到處碰壁。』我真的很想回波蘭,但我先生和大女兒不喜歡聽到這些話。這點很有意思,因為我女兒在兩年前說什麼也不肯搬到德國,現在卻說波蘭婦女的權利受到剝奪,她絕對不想再住在那個地方。」
柏珍娜說生活在德國比在波蘭更令人安心。 柏珍娜說生活在德國比在波蘭更令人安心。 | 照片:Pixabay

在我們女人之間

「不是,是政府找上門,說:『我們必須為婦女盡點心力。』」席維亞.沈辰(Silvia Zenzen)解釋著。她是聯邦婦女諮詢中心暨婦女求助專線協會──女性反對暴力協會的人員。「女性在七○和八○年代走上街頭,爭取自己的權益,分享經驗,談論女性遭受的身體和精神暴力,以及性侵害等問題。三十年前,女性開始組織起來,建立專業體制。這是為什麼如今在德國,女性從其他婦女與機構得到的幫助,多於來自國家的支援。婦女在我們辦公室感受到安全,彼此休戚與共。她們看見我們站在她們那一邊,看見我們相信她們,不會懷疑她們說的話。」
 
我問:「那麼國家做了什麼?」
 
「我們提出檢舉,啟動調查程序時,國家會介入。國家提供婦女二十四小時求救專線,有十七種語言可以幫助受害婦女。此外,還發起了一項名為『比暴力更強大』的倡議,幫助辨識何謂家庭暴力,遏止暴力發生。」
 
「與國家合作,是什麼樣的狀況?」我問。
 
「是一段艱鉅又漫長的過程。」席維亞笑說。「我們的要求經常讓那些政治家不得安寧。怎麼說?因為最後總會牽涉到經費。因此,問題就在於國家願意付出多少錢,來幫助受害婦女。幸好,我們的運動十分活躍,所以我們可以大聲說:『聽好了,我們需要這個、那個,而那是你們的責任。』在合作的框架下,我們也要求對警察進行教育。雖然如今情況改善許多,但還是有警察詢問性侵受害者『妳到底穿了什麼樣的衣服?』或者『妳喝醉了嗎?』之類的問題,暗示女性受到侵犯,自己也有部分責任。因此,我們建議受害女性,先來找我們,之後再去報案。」
 
我問她:「目前在德國,女性面臨什麼情況?」
 
席維亞說:「在德國,每三個婦女,就有一個遭受過身體暴力,每七個就有一個是性侵受害者。二○一八年,德國頒布《伊斯坦堡公約》,保護婦女免於家庭暴力。如果婦女打電話報警,說自己遭到暴力攻擊,她的另一半就必須離開房子,有時候甚至長達一個月不得回家。他不准接近她,若是違反規定,就要面臨法律制裁。受害婦女也可以到婦女之家尋求保護,接受心理諮商。如果無法賺錢養活自己,我們也會幫她們申請第二類失業給付。」
 
我又繼續問:「國家資助你們這類的組織嗎?」
 
「不是百分之百。」席維亞思考了一會兒後回答。「我們沒有穩定的資金來源,一直要尋求各種可能的資助與補貼。我們主要仰賴捐款和贊助。為了籌措穩定的經費,我們失去了很多寶貴的時間。德國還是一個富裕國家呢!這樣一個國家,難道不應該多關心一下沒有經濟能力的人嗎?妳自己看看,還有多少事情需要執行!」
 
*理查.布洛克斯的著作《吾業遊民:一個德國遊民血淚拼搏三十年的街頭人生》(Kein Dach über dem Leben – Biografie eines Obdachlosen),二○二○年榮獲OpenBook好書獎,盤踞《明鏡》週刊暢銷排行榜二十一週。這本書取得巨大的成功,幫助布洛克斯脫離無家可歸的生活。他如今住在科隆一間合租公寓。本書的獎金與版稅都使用在街友計畫上。此外,布洛克斯也經營街友部落格。
 
**應受訪者要求,更動了一些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