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周理农

德国记行


 
        2019年5月16号,我作为参与由歌德学院(中国)、哥廷根大学和南京大学共同组织的“文化接触——作家驻留”项目的作家,乘机飞往德国。在飞机上,在欧亚大陆的上空,说起来,被飞机甩在身后的所有东西,我以后还得在地面上一一捡回来,因为出行不过是一种轮回,而这种轮回既是礼物,又是重负。当飞机快要抵达法兰克福机场时,透过舷窗向外望去,被树林紧密环抱的红色屋顶和蜿蜒的公路,在飞机的腹部下滑过,这一向前快速推进的画面,把我此刻的意念,变成了电影开场时的字幕。

      第二天,我在哥廷根市中心一间临街的老式公寓中醒来,站在二楼面对后院的阳台上,望着德国邻居精心修整过的满院花木,在时差引起的一阵恍惚中,我觉得这里才是我在德国降落的地点。此后的几天里,走在哥廷根的大街上,我总象是在寻找我的降落伞,同时这也不免让我想起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一部电影《云上的日子》,也许在这里的时日结束后,我真的会出现在这部电影描述过的那些欧洲城市里。

      被留学生们称为“哥村”的这个小城,遍布教堂,定时敲响的钟声,把象我这样外来的头脑中所有惊魂不定的东西,都变成了一种宗教潜意识。这一次我是被彻底抛到自已的外面来了,或者说,被抛到汉语的外面,落在汉语和德语之间相互陌生的夹缝中,成为一个无语的人,或失语者。面对这种语言本能的缺损,只有生活的指令作为一种汉语的残念,拼接了我在哥廷根的最初的日子。在这里,我倒更象一个极其适合面包与水的“修道士”,与钟声召唤来的气息相通者的默默相处,这才是我适应哥廷根的方式。在哥廷根的老植物园里,有一棵高大的树,就像植物中的长老,我时常过来,坐在树对面的长椅上,中间隔着一个莫奈和塞尚描绘过的那样的小池塘,有时,在一阵不可避免的思绪中,这个小池塘似乎变成了一个梦幻的桌面,在它上面可以摊开和絮叨我在哥廷根的所有话题。

      很快汉语就归队了。五月底,我和参与这个项目的中国留学生一起,前往柏林和魏玛。在柏林一下火车,又转入地铁车厢,在这时,柏林一股敝开的自由气息因被关闭在车厢里而在地下隆隆作响。在以往的经历中,我对柏林的第一印象来自哪里?这已很难追忆。不过我记忆很深的是苏联电影导演塔尔可夫斯基的助手曾拍过的一部记录片,在其中,镜头用十几分钟的时间,扫过俄罗斯渺无人迹的雪中的大地之后,突然跳到柏林:一个冬天的雨夜,夜里二、三点钟左右,空荡荡的大理石酒吧里,一个渴望与人交谈的年青人,因镜头的逼近而激动地浑身打颤。现在,在柏林,在各色人群中间,我们同样可以看到那些孤独个体的欲念,因无法面对面地交流,最后闯入到陌生的空间,把自已公开为一个艺术的梦魇,就像柏林大街上那些无所不在的涂鸦一样。

      在柏林,我们居住的酒店就座落在二战时盟军炸毁的教堂旁边,这个教堂还保留着废墟的原样,同时这里也是几年前柏林发生恐怖暴力事件的所在地,一些水泥墩和铁马至今放置在这里,以示提醒和纪念。一大早,仅仅刚出酒店大门,我们就已经置身在柏林这个巨大的历史记忆现场的中心了。

      从二战轰炸废墟到屠杀犹太人记念馆,再到挂满攀越时被枪击而死的牺牲者照片的柏林墙,由于柏林保存着各种物质形态的记忆的现场,可以说这里没有什么不在场,而在场的东西又象是临时规划出来的,并且散乱地座落在各种现代居住设施和消费主义场所中间,因此人们在过去与当下、记忆与现实之间的过渡极其顺畅和自然,它们有如必要的中场休息,让二十世纪的历史在这里喘口气,然后扑向下一个牺牲品。在柏林市中心,仅仅这么一小块地方,所有施害者和受害者的身份转换,就像旋转马车一样,让人头昏目眩。在今天,这个历史的旋涡,制造了民生制度下对过去各种历史问题的争议,也只有在这种争议中,人们才能带着矛盾继续活下去。实际上,早在呈示德国创伤的新表现主义出现之前,恩斯特·荣格就说过:“时间之形态恰恰是在历史的毀灭中自行实现的。它的阴影落在了被翻耕的大地之上,落在献祭基础之上,随之而来的是新的平面布置图”(《超超线》),而这个“新的平面布置图”就是当下的柏林。我们参观的最后一个地点是德国议会大厦。在战争中被炸毁的议会大厦的顶部,人们重建了一个巨大的玻璃穹顶,在里面,当人们步行在环绕的旋梯上时,从底层议会大厅往上看去,人民就是作为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天使,高高在上,就像行走在云端上一样,因此这个透明建筑呈示了一个在新的“柏林苍穹下”的崇高的寓意。

      第二天,我们的行程是在柏林各个历史时期的巨大的石头建筑之间穿行。这些建筑都是作为沉重的心灵结构,正如本雅明所说的那样,它们通过夸耀反重心的雕饰,实现了一种神的重力平衡原则,而在失去了一种宗教超验性之后,这些古老的建筑因其饱吸着纯粹的时间,最后凝固成坚硬的梦巢。但是,西方世界正是在这种从超验向着内在的转化中,发现了普遍的个人意识的自由,然后为确认这种自由,又经历了几百年的斗争,直到在今天的一种内在自由中,人们只能通过不断发明出新的叙述,来翻新自已了,而那些曾经遭遇过历史不公的记忆,时常作为石头阴影中的亡灵,在城市的墙壁上渗出自已的面孔,以凝视着当下。柏林的涂鸦艺术带来了一个重新联系起人们的乌托邦的天空,那些字母和图形都是作为秘密连接中对自已位置的确认,而被标记在大街上。也许,柏林是一个注定使人变得铁石心肠的城市,在这里最好的活法是把这种铁石心肠变成一个绝佳的艺术姿态,这个姿态是在走出自已的内在性时,变成一个不可遏制的呈现,而在今天,任何呈现都是一个造成思想短路事件的现场。自由的柏林的硬核就在于它是这样一个总有什么东西在发生的思想的现场,而真正发生的总是一次对社会总体所做的无麻醉的活体解剖,但对专制政体来说,这是一个有关它临终想象的噩梦,因而是绝对不允许的,在这里,在今天,最具挑衅性的艺术仍是一种在敌对的气氛中,对自已的一次危险的暴露。

      当我们在柏林穿行时,它的树林、河流、草坪和池塘……,就像一块块飞来之地,镶嵌出一个个使人短暂走神或迷离之所;同样,它们也是家庭生活最舒适的部分在户外的延伸,就像阿拉伯飞毯那样。人们在这半规训的自然中,满足于发现自已半规训的天性。说起来,把自然看作本质的镜子,正是德国人所擅长的。不过,在今天,就一种尼采式的道德来说,据说只有个体是卑鄙的,万物才能在整体上得到拯救,因为这个个体不再从事激烈的否定,而是通过肯定一切生成性的欲望的东西,也就是用一种狂欢的酒神精神来肯定金钱、时尚、女色、汽车等等,正如德国艺术家马库斯·吕佩尔茨那个巨大而粗陋的酒神系列雕塑所表征的那样。这些雕像的材料的确就像肥沃的有机土壤,而涂在人物鼻头或躯干上的几抺平庸的色彩,表明这个酒神只是作为粗俗的肉身,或财富故事中的欲望的英雄,而不是尼采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狄俄尼索斯,因此,这些雕像的确适合摆放在房地产商人的花园里。

      在我们行程的第三天,到了魏玛。下了火车,到宾馆稍事修整后,我和几个同学直奔尼采档案馆,其他学生则赶赴包豪斯艺术学院展览馆。尼采档案馆座落在魏玛小城郊外的一条公路旁边。在一座普通的花园里,一幢二层小楼的外墙立面已经翻新成现代的式样。这里曾是尼采妹妹的住所,尼采生前的最后几年在这里度过,因此这里主要展示的是这几年里尼采的名声渐起以及德国纳粹对这种名声大肆利用的文献资料。在魏玛,尼采已经处在精神分裂症最后的痴呆阶段,就像婴儿一样,他在这里只是徒具身体之名。在这幢小楼里,大部分过去生活的设施已经拆除,在原先摆放尼采临终床榻的地方,只是展示一幅拍摄床榻及周围各种摆设的极其阴郁的照片。有一个尼采坐在椅子上、膝部盖着毛毯的雕像,面朝着窗外的花园。我们先前进入这个花园时,坐在树荫下的几个年轻的西方学子的笑声,让刚刚来到这里的参观者顿觉放松不少。不过,毫无疑问的,在这里,人们终于理解了黑格尔所说的一句极其晦涩的话:“精神是一根骨头”。

     在尼采档案馆,最著名的是几幅描绘他生命晚期状态的素描:几乎遮盖了半个面孔的胡须,以及一双微微斜视的眼睛,就像两个不对称的深渊。在这几乎是对灌木丛的勾勒中,仍有某种东西在燃烧,但那已经是空白。在这个被一种不告而别的疯狂的思想所丢弃的身体中,并没有一个受到惊吓的灵魂,而是留下了人类在经历自已最惨烈的精神斗争时所曾有过的一付面孔。就“精神的三种变形”来说,尼采的悲剧在于狮子无法转换成新生的儿童,而二十世纪的悲剧也同样如此。一种终究是建立在肉身基础上的精神因无法忍受永恒轮回的人类现实而发疯了!正是在这里,尼采伟大的意义,正如人们已经认识到的那样,他看到了人类的终结,但仍然采取了主动的恣态,这个主动的姿态最终就是一个人实施着针对他自身的“权力意志”,是在荒芜的宇宙中,对于无主的人类来说,一个人因其拥有他对他自身的近乎绝对的自由,因而他也就是他自已的绝对的主人。尽管每一个人都是绝对自由的,但知道自已拥有着这种自由的人,只是属于“无限的少数人”,而在这些人中间,也有着独裁者和暴君,因为他们真正地知道,人所拥有的绝对自由,也就是他们的绝对的痛苦。正是在这种绝对自由中,尼采说过,人是未完成的,还有待于被超越,现在,我们在一些文学史、哲学史等书籍,或德国艺术家的言论那里,时常可以听到对西方、乃至对德国的未完成性的谈论,但到底什么是未完成或有待于完成的,却很少有人真正说出来。在今天,由于人是无法被统治的,“超人”也早已放弃了自已的统治欲,从而降格成为一种“高等的人”。目前,这种“高等的人”只能通过实现自已的生物使命,使那个永恒轮回的生命现实变得可以忍受。同样,在东方世界,已经完成的东西不过是死亡,而新的东西还有待于在每一个人的自由中诞生,由于这种自由是绝对的,因此新的诞生必将是不平坦的,甚至是腥风血雨的,直到最终每个人都承认自已是无法被统治的,同时,别人的自由作为自已的自由的条件,自已的自由仍然保持为自由。

      离开尼采档案馆之后,我们重又投身在魏玛的一种希腊式的宁静之中。魏玛是一座配得上这种宁静的城市,同样,它也有着包豪斯学派那种敢于为艺术重新立法的罗马气概。魏玛是一个文化开启之地,而完成或未完成的,却是属于整个德国的历史和命运。在过去的世纪里,由于魏玛,德国总是可以与欧洲当时持有最先进思想的国家并驾齐驱。不过那个时代最激烈的东西已经退去,然后被保存在类似于“柏拉图洞穴”的博物馆里,在这里,历史变成了内在的光源,并在认识的洞壁上投射出符号的幻影,但在我们参观歌德故居时,歌德的伟大思想调整了我们的眼光,使我们不至于被洞穴外面真实的太阳刺伤了眼晴。

     到魏玛的第二天,我们又返回哥廷根,并继续进行驻留项目的各项活动。这个项目是把作家的写作与语言教学结合起来,进行一种由学生、老师和作家共同参与的翻译实践。这一年度的翻译活动是把我的作品,也就是一些幻想的语言切片通过与德语对等地交换,在这个差异的花园里,变成另一株奇异的植物。在这里,所有参与过这一项目的往届作家都会对自已的作品感到隐隐的不安,并同时给出对德语的完全信任。尽管德里达曾经质疑过海德格尔的“精神”概念,但他也不免使用“灵魂”、“心灵”这样的字眼,不过我们现在知道,没有精神,灵魂就不会出场,因此哥廷根大学的师生们把我的作品片断命名为“精神”,并象往届一样,举办了一场作品朗诵会。这是一个我从未为自已操办过、并让自已出场的盛大的场面。当然,我知道,对我自已来说,这次德国之行,并不是为了让我最终在这样的场面中出场,也不是为了在欧洲这个差异化的大陆,去成全一个差异的个体,我只是翻越了空中的墙壁(正如柏林墙那样),知道了自由的不同的条件,而当我们仍然置身在抵抗或顺从这一原始选择的处境中时,这既是我们的自由的条件,也是我们的未完成性,因此,只有这一选择本身才是最大的差异化的行为,是使自由变得绝对的时刻。
 
                          写于2019年8月,修改于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