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導演茱兒斯賀曼 一個相信直覺的電影創作實驗

茱兒斯賀曼
Goethe-Insitut Taipei

在今年的「第三屆台灣國際酷兒影展」中,有一部與眾不同的德國電影《這個夏天有點怪》(Liebmann)。這是德國導演茱兒斯賀曼(Jules Hermann)執導的第一部劇情長片,今年初才在2016年柏林影展「當代德國電影大觀」單元首映,並入圍了柏林影展的同志電影競賽「泰迪熊獎」。電影一開始就開宗明義的告訴我們,這不是你所熟悉的那種電影,影片從一隻藝術村的孔雀開場,旁白告訴觀眾,這部電影將要述說的故事,就像是孔雀身上各部位的樣式各異羽毛,若將這些羽毛擺在一起,很少人會發現這是來自同一隻鳥身上的羽毛。
 
故事正式展開,一個德國男人安塔克(郭德賀・吉瑟Godehard Giese飾演)來到法國小鎮,面對當地居民熱情的問候,他對自己的身份、過去隻字不提,只說是來這邊旅遊,卻又開始在二手市集裡找了一份工作,好像打算開始長住。投宿小屋隔壁的單親媽媽煞到這位謎樣男子,二手市集裡的年輕男孩也和他迸發激情,卻沒有人能讓他真的敞開心胸,他總是以「我不知道法文怎麼說」來終結話題,直到最後,他以自己的方式,正視了他無從啟齒的過往。
 
一個「好人」的奇怪夏天:特別又平凡的德文片名「Liebmann」
 
如果你在酷兒影展看了《這個夏天有點怪》,你會發現情節或許沒那麼難懂,但電影的型式非常「搞怪」,故事從黑白影像開始,隨後轉為彩色畫面,但又時而轉為或藍、或紅、或橘的單色畫面;故事被分為數個章節,故事從「劇終」(Fin)展開,在「登場」(Debut)時落幕,象徵著主角的人昇在這個小鎮中找到新的開始,而中間的每一章節之間,則是穿插了各有著不同字母的字卡,電影的型式比主角本人更神秘難解。無怪乎本片的中文片名參考了本片原文正式片名的前身「Strange Summer」,翻做了「這個夏天有點怪」。
 
「但是德國叫做『〇〇的夏天』的片子太多了,我不想和大家一樣。」本片導演茱兒斯賀曼坐在台北歌德學院的會議室裡,談到片名時告訴我們。台北歌德學院院長羅岩在一旁補充,「Liebmann這個片名很有趣,Lieb在德文裡面是『好』的形容詞,Mann是『人』,但我們在組合這兩個字的時候,Lieb的字尾還需要加上『er』,可是茱爾斯組合的方式,讓他變成主角的姓氏,也讓懂德文的觀眾好奇,究竟主角是不是一位好人。」
 
賀曼導演進一步解釋Liebmann的意涵,「Liebmann不只是片名,也是主角安塔克在劇中的姓氏,當我們在思考要給這個謎樣的男子什麼名字的時候,我們覺得Liebmann的確會讓人好奇他是好人還是壞人,同時,就像我自己的姓氏Hermann一樣,mann在德國的姓氏裡是常見的字尾,因此Liebmann聽起來就像是一個平凡的名字。」
 
從內容到拍攝方式都是一場實驗
 
飾演主角安塔克立曼Liebmann的資深劇場演員郭德賀・吉瑟(Godehard Giese)是導演認識多年的好友,也是彼此幫忙的創作伙伴,賀曼之前也曾經為吉瑟執導的短片擔任製片。能夠邀請郭德賀參與創作,對導演來說是很重要,因為《這個夏天有點怪》不但在影片型式展現了實驗風格,整個影片的拍攝過程也是一場創作實驗。
 
這部電影的誕生起因於片中取景的法國小鎮,賀曼參觀過當地的藝術村,也非常喜歡這個地方,「這個地方有一種讓人文思泉湧的氣場(aura),不論你試著在這邊做些什麼,都可以得到很多靈感。我想拍一部非常有開放性的作品,我和男主角又是好朋友,所以我們約好一起去那邊待幾週,在劇本只有基礎架構的開放情境下,看看我們可以做什麼。」她說。一個德國人,為何隻身出現在法國小鎮?從這邊開始思考,電影的故事雛形就開始出現了。
 
有了故事雛形,本片從籌備到殺青只花了大約一個月,故事前後只花了六天完成。賀曼說,「本片的實驗層面是,如果你試著不分析任何東西,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給你的直覺,會發生什麼?」因此,寫完故事的劇情大綱後,她並沒有寫下最後的劇本,反而是與大部分的電影創作模式反其道而行:所有的對白,都是導演與演員在每一場戲開拍前一刻,才就大綱中的描述來討論他們的角色該如何反應。「但我們的創作方式也不是完全的即興,我們有很具體的架構,每一場戲會發生什麼事情都已經設計好了,我們只是不知道演員的對白內容而已。」賀曼強調。
 
賀曼不只在拍攝現場給劇組很大的彈性,她也保留了很多創作上的開放空間在剪輯過程中處理,例如電影中那些黃、藍、橘、紅色調的影像,都是導演在剪輯台上根據劇情中角色的狀態,以及她當下的直覺,來決定使用什麼樣的顏色來凸顯角色心境。談到影片中如孔雀羽毛般多變的影像型式,賀曼說,「使用這麼多的影像型式,是為了呼應主角狀態。他的人生分崩離析,必須重建一個新的人生,而這是呈現他的失落最好的方式,也透過這樣的型式,去尋找他生命中新的可能。」
 
主角安塔克分崩離析的人生,也反應在每一幕之間的字卡設計,這些字卡上各有不同的字母,分散在影片各段之間,組合起來,你會發現這些字母拼成了一組法文詞彙「LE MOT」,這個詞彙的意思是「文字」,也是本片另一個令人玩味的元素。身為德國人的安塔克來到這個法國小鎮,但他的法文卻不流利,每每被問起他的過去,總是裝作法文不好來表達,文字是溝通的媒介,說不出口的文字,則成為秘密。「對我而言,這樣呈現字卡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象徵,意示著過去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對他影響是如此巨大,以至於他無法言喻。但他想要重新找到結構,開始新生活。這些字卡上的字母也呼應他的老師身份,老師在學校教的第一堂課通常是字母,這些字母被打散,也象徵他的狀態。」賀曼如此解釋。
 
和觀眾一起跳脫主流電影的傳統框架
 
在每一場戲開拍前才討論對白內容,在剪輯的當下直覺思考影像的呈現型式,茱爾斯賀曼用這樣特別的手法來拍攝這部電影,為的就是希望呈現一部跳脫傳統三幕劇框架的電影,「我對於非傳統的劇情結構很感興趣,我喜歡層次、複雜的結構。雖然三幕劇是一部好電影的基礎,它的起承轉合就像是性愛從前戲到高潮一般引人入勝,但是三幕劇有時為創作者帶來的卻是窒息感,而非啟發。」她說。
 
而像本片如此具有實驗精神的電影,也沒有辦法像主流電影那樣,用一定規模的劇組來完成。《這個夏天有點怪》就是以很小的團隊與極低的預算,換來完全的創作自由。賀曼說,她最初的目的就是拍攝一部跳脫框架的非主流電影,「這是我很理想性的企圖,你需要給大家機會看見一些不一樣的電影,如果你已經認定:『喔,他們不會看的。』而就此放棄,那當然就沒有人看的到,如果你把它拍出來,大家就有機會看見。」過程中,導演參與的柏林藝術團體「Gegenschuss」成員也都各自參與了不同階段的製片工作。談到她和Gegenschuss成員們之間的合作與支援,賀曼說,「成員們都是很希望創作非主流電影的創作者,這樣的電影如果沒有願意幫忙、甚至分文不取的創作伙伴,是做不到的。」
 
在這樣的企圖下,她希望《這個夏天有點怪》能夠引來希望嘗試新體驗的觀眾,而非對電影抱有既定想像的人。但賀曼在討論自己的作品時,總是不免地將它和傳統電影比較,難道她真的不在乎喜歡傳統電影的觀眾嗎?被問到這個問題,賀曼認為自己還是期待主流電影的觀眾勇於嘗試不一樣的電影,「我希望吸引他們走出原本的安全區,讓他們發現生命可以更有趣,更不一樣,只要他們願意跳脫原有框架,就會發現一切都很值得。」談到德國觀眾對於非主流電影的接受度,賀曼指出德國近年又興起一波非主流電影的新浪潮,在國外獲得了許多肯定,在國內票房表現也還可以,「算是有希望。」
 
以同志為主角的非同志電影
 
存在界線的不止是主流與非主流電影,在同性戀與異性戀題材的電影之間,似乎也有一條楚河漢界,賀曼就以自己這部在酷兒影展放映的《這個夏天有點怪》為例,她對於本片受到許多國家的同志影展邀請,感到有點意外。「我並不是拍一部同志電影,因為影片中的同志元素並非推動劇情的關鍵,只是主角恰好是一位男同志,而我這樣的安排是很具政治意識的:長久以來,在主流電影、或是非以同志族群為目標的電影之中,電影裡都沒有同志的身影。這很不寫實,現實生活中有這麼多同志朋友,他們為什麼都不存在於一般的電影故事之中?」賀曼反問。
 
未來希望拍出「會呼吸的電影」
 
《這個夏天有點怪》不論在內容、型式、概念上都勇於跳脫傳統框架,茱兒斯賀曼對於未來的創作又有什麼期待?「我不想要做重複的事情,我想體驗新的人生經驗,也讓觀眾一同分享這樣的經驗。」賀曼回答。她也說,下次可能不會再同樣的方式創作,因為這次的成功也提高了大家對這個創作型式的期待,可能也會為她帶來太多的壓力。但除了非主流的前提之外,她希望自己未來的電影可以擁有什麼模樣?「我希望我的電影會呼吸,讓觀眾不會馬上認定『這是一部什麼樣的電影』,對我而言,這為我們打開了很大的空間:如果你有機會讓你的思緒在電影裡面遊走,在這過程中,電影就能產生很多層次,我很喜歡、也很享受這樣的經驗。如果我再拍一部片,或是參與了其他電影的編劇工作,這是我會著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