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影展 「不好看」才有意思—在柏林影展重新認識電影、認識影展

  • 「不好看」才有意思 © 洪健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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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當我們提到影展,大家的印象多半可能是一個匯集各大影展年度大師、新銳佳作的嘉年華。那麼,做為世界三大影展之一、站在電影最前線的柏林影展,他們的選片團隊每一年所選出的片單,又是什麼樣的模樣呢?
 
今年是我第二次在台北歌德學院的協助之下參加柏林影展,也是我第三次參加這個每年二月舉行的盛會。每一年,柏林影展各個單元選映的影片數量加起來將近400部片,這意味著,不論你用什麼樣的主題來挑選今年要看的影片——追明星與大師的競賽片、以地域區分的電影、紀錄片、與藝術有關的電影、同志電影、實驗電影、兒童電影——在這為期10天的影展裡,你每一天一定都可以安排兩三部相關的影片,度過一個充實、甚至精實的影展。
 
但是,在各個選映作品多為世界首映與國際首映影片,而且選片團隊還得與坎城、威尼斯競爭的影展裡,這將近400部影片的片單,自然不可能部部都是大師傑作,有些影片更不一定「好看」(不論是好萊塢式的好看,或是歐陸大師級的精彩)。對照從世界各大影展選片的台灣影展,片單自然是精選中的精選。因此,第一次參加柏林影展遇到這樣的影片時,那時我不禁覺得台灣的觀眾好幸福啊!台灣影展的片子怎麼看都符合我們印象中的「好電影」,當一個柏林影展的觀眾,反而不時會踩到地雷,顛覆了我對「世界三大影展」的想像。
 
在第二次、第三次造訪柏林影展後,我對於這個影展中「不好看」的電影,開始有了不一樣的認識,這個新的體會也讓我對「影展」扮演的角色有了新的認識。但在此之前,請先容我岔開話題,以坎城影展做為對照。做為全世界公認的最高電影殿堂,坎城影展可能最能符合我們對於影展崇高形象的想像。坎城影展的主競賽與「一種注目」總是能夠向各國地位最崇高的電影大師邀來他們的最新作品,包括侯孝賢、賈木許、肯洛區、阿莫多瓦等人,他們的作品自然有一定的穩健與水準,都是絕對「好看」的電影,但資深的電影創作者,在美學手法上也達到了一個穩定的狀態,有時作品中的概念或美學形式反而少了大膽摸索、突破,甚至挑釁的企圖。當然,看到傑作的時候當然還是令人暢快,但若那一年的作品都只有持平的水準,一部一部看下來,總是會讓人少了一些驚奇與滿足感。若要在坎城影展找到這樣能夠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可能要往每年的平行單元「導演雙週」或(更尤其是)「影評人週」去挖掘。
 
相較於坎城影展,柏林影展除了「國際競賽」單元,各個單元中反而都能看到這種企圖探索電影世界未竟之地的電影。這樣的電影初看可能「不好看」,它們不像我們所習慣的電影,敘事沒有可能熟悉的起承轉合,在轉折之處可能顯得生硬,或是有時畫面與聲音的搭配令人也會摸不著頭緒。但一部一部看下來我逐漸發現,柏林影展選映這些電影的價值(如同選片一樣大膽但規模較小的「鹿特丹影展」與「盧卡諾影展」),在於讓我們在看電影的過程中不斷自問「電影是什麼?電影還可以怎麼看?」 在這樣的影展中,觀眾不只是被動地坐在電影院中等著被影片娛樂、被「佈道」的學生、信徒,而是在銀幕前成為一個更積極主動的探險者,打開所有感官,不帶成見地在聲音與影像之間,思索創作者想要傳遞的訊息與情感。
 
例如今年在「青年導演論壇」單元(Forum)裡面便有幾部作品令我印象深刻。美國紀錄片《El mar la mar》拍的是美墨邊境沙漠上兩國居民的人生,影片內容卻是由數個無人的空景長鏡頭組合而成,每段長鏡頭搭配一段旁白,受訪者從頭到尾沒有露面,但他們談的都是在這塊沙漠上的生活,有的受訪者是墨西哥人,談的是自己如何在夜色裡越過沙漠、躲過巡警,偷渡到美國,有的美國受訪者談的則是他過去如何救起偷渡客,或與邊境另一頭也住在沙漠上的墨西哥人在生活上互相支持。透過聲音與影像的搭配,兩位導演Joshua Bonnetta與J.P. Sniadecki不是透過滔滔雄辯來呈現美墨邊境兩國居民不可分割的生活經驗與情感,而是用長鏡頭帶著觀眾進入這個沙漠的一個個環境,畫面外的聲音,似乎為銀幕上的景色加入註解、加入人物,讓觀眾用想像力看到、聽見這片沙漠深處的一段段人生。
 
同一單元裡的另一部紀錄片《City of the Sun》(Mzis qalaqi)也是一部很美的作品。來自喬治亞共和國的Rati Oneli來到幾近荒廢的偏遠礦產小鎮,拍攝居民的生活,在共產黨統治時期,小鎮因為礦產而繁榮,現在雖然落寞荒涼,但居民仍然努力地朝著理想度過每一天。影片之中的小鎮沒有什麼大事發生,因此呈現的多半是居民工作與生活的日常,儘管如此,Rati Oneli如動態攝影集般精彩構圖的鏡頭下,這些居民的日常生活與周遭落寞的景色形成明顯對比,反而顯現出了格外強烈的生命力。
 
另一部也在「Forum 青年導演論壇」的丹麥電影《Loving Pia》(At Elske Pia)不但是一部可愛的小品,也是一部跨越紀錄片、劇情片框架的電影。Daniel Borgman因緣際會下認識了本片的主角Pia,她是位年長的智能障礙者,導演聽到她的戀愛故事,決定把它拍成電影,並且讓Pia在片中飾演自己,重現當時愛情萌芽的過程。除了她的愛情故事,片中還穿插了Pia與母親的生活對話,兩人在鏡頭前的真誠坦率,有時讓人分不清這是真的發生的紀錄片段,還是虛構的劇情。除此之外,本片更讓觀眾看到了老年智能障礙者的生活樣貌與情感需求。
 
挑戰觀眾對於電影認識的還有柏林影展的「短片單元」(Berlinale Shorts)。柏林影展的短片單元與台灣多數短片競賽不同,我們熟悉的短片競賽多半著重在劇情片領域,或是將劇情、紀錄、動畫三者分類競賽,創作者也更講究技術上的展現。但柏林短片單元卻將所有分類打散,並聚焦於具有強烈實驗風格的作品,除了劇情片語紀錄片外,在短片單元裡,我們還可以看到用電動玩具畫面當作拍攝素材的動畫作品,例如《Martin Cries》(Martin Pleure)以第一人稱角色扮演遊戲做為創作媒介,創造出一個寂寞而奇幻的荒涼世界。參與《探險活寶》(Adventure Time)與《南方公園》編劇的David OReilly也用自己設計的手機遊戲程式拍攝了一部3D動畫短片《Everything》。
 
有的時候,一部電影挑戰我們去思考的,不只是它的美學形式,還有它對某一特定情感、概念的表達方式。在柏林影展,有些片子在劇情邏輯上可能有著嚴重瑕疵,我們可能因此納悶著為什麼這樣的影片可以被選進影展。但若仔細思考便能發現,這些電影對於他們所想表達、相信的東西,都有堅定的信念與執著。如果我們開始敞開心胸,跟著創作者在各種表現形式、手法之間摸索、衝撞,盡可能地貼近他們所想表達的核心時,眼前的這部電影,也開始變的有趣了起來。有了這樣的瞭解之後,當我今年在柏林影展裡看到自己沒有那麼喜歡的電影,我也會再三想想其中是否有哪個部分被我低估,也會多與別人聊聊他們對這部片的看法,在五六個人之中你一定可以遇到一個可以欣賞這部電影在形式或精神上出采之處的人。
 
透過柏林影展的選片精神,還有每一場放映在觀眾間帶來的效果,這樣一個影展扮演的角色便不再只是一個匯集電影大師的萬神殿,而更像是一個大型的電影論壇。來自世界各地的創作者,在柏林影展透過他們的作品告訴觀眾,他們所認識、信仰的電影藝術能夠展現什麼可能性,並帶我們看到他們眼中的世界。而一次又一次的觀影,也拓展了觀眾認識電影、認識世界的方式。這樣的精神,就像柏林這個眾聲喧嘩的城市一樣,大家都可以很自在地在柏林作自己、表達自己,用自己的步調生活在這個城市中,並且受到這個城市的接納。這種從策展節目內容、放映方式到整個城市氛圍所展現出的這種一視同仁、自在的精神,也是柏林影展成為我目前最喜歡的影展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