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平台與假消息：以東亞為例

• 東亞的超級應用程式
• 超級平台也傳播假新聞？
• 監管假新聞和假消息傳播

數位平台使假消息得以散布全球，對假消息傳播起到了關鍵作用。假消息是故意且通常秘密傳播的虛假資訊，目的是影響公共輿論或掩蓋真相。21世紀初期，主要的數位平台和使用方式在不同地區之間存在巨大差異。與南方世界不同的是，幾個亞洲國家開發了自己的主要平台。在亞洲，用戶生成內容平台如YouTube為人所知，某些社群媒體網絡因作為「超級應用程式」而聞名。「超級應用程式」或稱「巨型平台」，意即整合了各種數位服務，如搜尋引擎、新聞、數位遊戲、天氣報告和即時通訊應用程式，形成了「平台的平台」。儘管亞洲平台用戶也使用全球數位平台，超級應用程式商業模式和界面反映了亞洲獨有的次文化（Steinberg，2020）。

本文旨在探究東亞平台群體的多樣性，著重討論日本、韓國和台灣之間的顯著差異，並解釋何為超級應用程式以及其在東亞具區域和地方特殊性的演變；文章後半討論超級應用程式對傳播和打擊假消息扮演的雙重角色，以及平台上的假新聞和假訊息問題的嚴重性；結尾則探討遏制這一全球問題迄今所做的努力。
 

東亞的超級應用程式

自千禧年以來，數位平台在東亞國家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但東亞國家與美國、英國和加拿大等西方國家不同的是，西方國家主要由少數美國數位平台主導國內市場，尤其以Meta（Facebook, WhatsApp）和Google（YouTube）為龍頭；一些東亞國家則除了前述的美國平台之外，還見證了當地和區域數位平台的誕生和成長。

韓國成為開發和推廣當地平台的主要推手。作為網際網路革命的後起之秀，韓國自2000年代初以來開發了幾個巨型平台，即「超級應用程式（Super APP）」，其中包括Naver和Kakao。許多韓國人使用這些超級應用程式玩手機遊戲、導航、收看新聞和天氣預報等。不同於全球平台領導者如Google和Yahoo專注開發搜索引擎（Jin，2023），Naver和Kakao開發出LINE和Kakao Talk即時通訊應用程式，最終發展為超級應用程式。

Kakao Talk是韓國即時通訊和社群媒體領域中成長最突出的數位平台。自2010年3月推出以來，Kakao Talk一直是將日常生活和商務從電腦轉向智慧型手機的重要推手，著重於平台的功能性和行動性。Kakao Talk推出後迅速超越Facebook和Twitter（現稱X）等全球社群媒體平台，充分利用其平台擴展為南韓最重要的社群網絡服務（Choi，2013）。Naver專注於網際網路門戶，Kakao則在即時通訊市場中佔據了上風，Kakao Talk的用戶數量在2023年1月達到4790萬，相當於94%的韓國國內智慧型手機用戶使用；2023年10月，Naver Band的群聊服務用戶數則達到1950萬。

在日本，Naver集團開發的LINE作為超級應用程式，結合了許多不同的服務於一個平台，不僅是日本最受歡迎的即時通訊應用程式，用戶數高達日本全國人口的85%，更提供超過五十種其他服務，包括行動支付、交易、銀行、保險、新聞、遊戲、求職、漫畫和音樂等。2018年超越Facebook後，LINE成為當前台灣最大的數位平台，不畏面臨來自包括Dcard在內的幾個當地社群媒體平台的競爭。日本和台灣以不同的方式使用LINE。在日本，LINE作為超級應用程式使用；而在台灣，LINE的使用主要限於即時通訊，與美國的社群媒體平台如Facebook和Instagram競爭（OOSGA，2023）。

超級平台也傳播假新聞？

東亞國家就使用數位平台各持不同看法。數位平台對公共輿論的影響日益增大，一些平台不僅不為公眾提供資訊和新聞，反而淪為傳播假新聞和假消息的媒介。傳統媒體如電台、電視和報紙曾經是主要的公共領域媒體，但自1990年代中期數位媒體問市以來，媒體市場遭遇了驚天動地的變化（Kim和Jin，2024）。

東亞國家各有不同的媒體環境。在南韓，Naver和Kakao加強其作為公共領域主要數位平台的地位。根據韓國言論振興財團2023年的報告，仍有76.2%的人口從電視獲取新聞，次依序為是網絡新聞（73.5%）、報紙（10.2%）和電台（7%）。Naver成為網際網路門戶主導者，許多韓國人從Naver的所謂「報攤」接收新聞，但許多媒體學者和其他專家批評Naver控管甚至操弄新聞傳播。

數位平台遭濫用散播假新聞和假消息，對東亞的公共領域產生了負面影響。數位平台為了財務利益而捏造或散播假新聞，危害韓國的政治和文化（Kim和Jin，2024）。典型案例包括在全國選舉（包括總統選舉和議會選舉）期間的假新聞，以及有關名人（包括韓流明星和著名演員）和幾家大型上市公司的假消息。部分YouTuber試圖通過在社群媒體上散佈假消息，包括有關主要總統候選人的假新聞，來顛覆全國選舉和其他政治進程（Sheehy et al.，2024）。

約77%的韓國人表示曾閱讀過或聽說過社群媒體上，佯裝為真人真事報導的假新聞或假消息。韓國言論振興財團2021年的報告指出，韓國民眾廣泛認為美國數位平台如YouTube（58.4%）和Facebook（10.6%）是假新聞傳播的罪魁禍首，儘管大多數的韓國人從韓國國內平台如Naver和Kakao獲取新聞。社群媒體平台扭曲公共領域，不只韓國，其他東亞國家亦無法免疫。吳慧中在其於多倫多市新聞刊登的報導中寫道：「各式各樣的假訊息在台灣滿天飛，從疫苗陰謀論到推銷營養補充劑的不實健康聲明，甚至有關於主要台籍公司撤離台灣的謠言」（Wu，2024）。與南韓和日本不同的是，LINE是台灣主要的假新聞傳播平台（47%），略超過YouTube（44%），而台灣的一些Facebook用戶也在平台上編造假新聞（41%），此意味著總體而言，全球數位平台對假消息的責任最大（表1）。用戶主要使用亞洲的社群媒體平台如Kakao和LINE「向家人、朋友和同事發送私人訊息，而不是分享資訊」（日本總務省，2018）。簡而言之，在許多亞洲國家，美國的社群媒體包括YouTube、Facebook和X是主要的假新聞和假消息的來源和傳播媒介，亞洲的社群平台則從旁協助傳播（Cato et al.，2021）。

監管假新聞和假消息傳播

公眾的強烈抗議催生了獨立的事實核查機構，全球各地都可見到類似組織的身影。不論是全球數位平台，還是只在特定國家使用的平台，紛紛開展了打擊假新聞和假消息的工作。有鑑於亞洲數位平台上假新聞和假消息激增，一些亞洲國家政府通過了立法以遏制假新聞傳播，包括廣播和數位平台公司在內的許多私營企業亦採取了相應措施。為了有效遏制先進技術如數位平台、人工智慧（AI）和演算法遭濫用，一些亞洲國家如韓國亦已就此制定道德條款，明確樹立平台開發方和用戶的行為準則。然而，這些規則、規定和條款很多時候僅僅是不強制執行的指導方針，無法發揮其效力。

首爾中央地方檢察廳2023年成立了特別調查小組處理假新聞案件，檢方指控包括社群媒體平台在內的數家媒體於選舉期間通過發佈假消息扭曲民意．試圖影響選舉結果，表示將「迅速調查並揭露這起嚴重案件的全貌」（Lee、Cho、Jo，2023）。2022年5月，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MCST）在韓國言論振興財團設立了假新聞報告和諮詢中心，韓國言論振興財團實為政府資助的機構，因而招來批評，譴責這是政府過度控制媒體敘事。「將所謂的假新聞歸類為『惡意資訊傳染病』，並設立政府所屬的報告和諮詢中心，政府實際上是試圖獨攬仲裁真相的權力。此舉有濫用公權力和進一步侵蝕新聞自由之嫌，不免令人擔憂。」（Jang，2024）。

部分巨型平台已經著手制定平台的監管機制，如Naver便加強對新聞傳播的控制，但也因此減少了新聞渠道的多樣性，並對新聞自由構成了潛在威脅（Kim＆Jin，2024）。Naver與選定的媒體簽訂合約，在Naver的報攤上發佈來自這些媒體的新聞，但未具體透露合約的數量。作為數位平台領導者，Naver自發起草並制定管理平台的道德準則，更於2024年組建了一個完全由非政府人員運營的獨立新聞創新論壇，旨在幫助Naver新聞服務履行其公民責任並增加公平性和透明度（Lee，2024；Kim，2024）。Naver、Kakao和多家新聞機構於2015年成立一個名為「新聞聯盟評估委員會」的獨立組織，甫一成立便著手審查新聞演算法以及Naver的新聞編輯和評論政策。現在，人工智慧算法也會生成和傳播假新聞和假訊息，Kakao已採取措施防止算法偏好特定結果，並制定了道德標準規範用於機器學習目的的數據（Kakao，2018）。這些措施是否有效還有待獨立研究證實。

近來許多事件，包括新冠肺炎疫情、俄烏戰爭和2022年7月前首相安倍晉三遇刺案，再再提高了日本對假新聞和假訊息危害的認識。為此，總部設在東京的一個非營利組織於2022年10月成立了日本事實核查中心，核查團隊由記者和學者組成（路透新聞學機構，2023）。

在台灣，行政院在其網站上設立了即時新聞澄清專區，彙整接獲檢舉的假新聞並打擊假新聞傳播，而台灣開放文化基金會（OCF）則於2018年5月推出了一個名為Cofacts的人工智慧事實核查聊天機器人，用戶可以使用該機器人核查資訊真偽，協助打擊假新聞（Cha、 Gao＆Li，2020）。再者有MyGoPen和台灣事實查核中心旨在通過揭穿個別用戶提報的謠言來提高公眾意識（Klepper＆Wu，2024）。
東亞各國政府訂定了規則和規定，同時採取了不同措施以遏制假新聞和假訊息傳播，但「核查假新聞仍然是艱巨的任務，人工核查方面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和努力。由於核查主題多樣繁雜，核查效率低下，覆蓋不足，無法跟上網路上假消息驚人的生成和傳播速度」（Cha 、Gao＆Li，2020）。

近年來，社群媒體在整個東亞社會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尤對假新聞和假消息傳播起到關鍵作用，提供假新聞和假消息孳生和傳播的溫床。由於東亞國家的媒體環境多樣，很難找出不同國家之間的共同特徵，這導致了它們在使用社群媒體、社群媒體驅動的假新聞的影響以及監管數位平台措施方面有著顯著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