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毕飞宇

哥廷根一月
 
歌德学院有一个很好的计划,每年安排一位南京作家和哥廷根作家互访。这两个“互访”的作家可不是住在酒店里的游客,而是住在社区,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老实说,我参与过多种多样的文化交流,但是,哥廷根的一个月终究是特别的。我每天都像哥廷根人一样生活,用德国餐具自己做饭,用德国卫具自己料理卫生,吃德国面包,喝德国啤酒,参加年轻人的生日派对,参观中小学,参观幼儿园,和流浪汉聊天,一个月下来,我想我已经喜欢上了哥廷根。

喜欢的前提是适应。对我来说,文化交流不是别的,首先是适应。如果我们对这个世界抱有最基本的尊重,我得说,文化的差异是天然的,差异是这个世界最本真的属性。在差异面前,我们如何去适应呢?这是文化交流最为关键的一步。

过日子当然是最为有效的办法之一。就在我抵达哥廷根的第二天的上午,我逛街了。就在沃达丰营业部的门口,遇见了一位流浪歌手。他六十多岁,可是,唱得很卖力气。他的歌我一句都听不懂,我问他,你唱的是不是德国乡村的歌?他说是的。他告诉我,他是德国“唯一用德语演唱的歌手”。他用他的手指头强调说:“only one.。”我不会相信的,他怎么会是“德国唯一”用德语演唱的歌手呢?

但是,有一件事我们不该否认,在世界范围内,流行歌曲差不多已经是英语的天下了,在伦敦,在巴黎,在米兰,在纽约,在苏黎世,在成都,在新德里,在香港,我们随处都可以听到流浪艺人的英文歌曲。就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底下,总有人在千方百计地坚持自己的文化特征。这是吊诡的,一方面在交流,一方面在坚守,——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最为生动的局面。

这样的吊诡同样发生在我个人的身上,作为一个中国的小说家,在我内心的深处,我自然渴望强化自己“中国作家”的身份,同样,在我内心的深处,我一样渴望获得更大范围的文化认知。这样的愿望交织在我的内心,我会宁静么?答案是积极的,美好的,会。文化就是坚守与吸纳所扭成的那根麻花,无论怎么扭,它都是香的。
我要诚挚地感谢歌德学院和哥廷根大学跨文化交流中心,他们精心为我预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朗诵会。多年之前,一个叫马克的翻译家把我的《青衣》翻译成了德语,现在,他们请人把我的《青衣》片段由德语重新翻译成了汉语。这个朗诵会很有趣,很有价值,先是我的汉语朗诵,然后是德语朗诵,再然后是“翻译汉语”朗诵。对照一下两个不同的汉语,我们看到了文学翻译——或者说,文化交流——所带来的丰饶。

这个朗诵会的价值体现在朗诵之后,我,德国的学生,中国的学生,当然还有德国的市民,我们一起讨论了两个不同汉语文本之间的微妙区别,——从小说里所描述的宴会出发,借助于语言,我们看到了两种“餐桌文化”的巨大差异。正如一位德国妇女所说的那样,多年前,她读我小说的时候,她居然没有读明白:她不知道我描写的是“吃饭”,她以为我描写的是“开会”呢。我告诉她,在中国,“宴会”是政治,也是经济,是伦理,也是秩序。如果你不了解中国的“宴会”,不掌握中国“宴会”的语言,你永远也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

我们的讨论是递进的,我们讨论了语言。我们都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我的原创小说里,有许多“了”,而到了“翻译汉语”那里,那些“了”都没有了。“了”,一个在汉语里头多么不起眼的“小词”,可它承载了多么巨大的表达使命。在西语里头,动词有它的时态,还有变位,这些语言的“法律”在汉语里头是没有的。我个人以为,西语的语法有科学的元素,它更侧重于科学。汉语却是美学的,它不那么严格,它的趣味和魅力也在这里。在许多时候,一个小小的“了”,它不仅可以表达“现在完成”,同样可以表达“过去完成”。换句话说,汉语具备更多的“言外之意”,它具有惊人延展性,所以,我们不可能产生康德和黑格尔,但是,汉语的世界在两千多年前却可以为人类贡献出老子与庄子。

歌德学院的工作还在继续,我知道,年轻的,更年轻的一代还会继续交流下去。在未来的交流过程中,不同的文化是进一步融合了呢?还是进一步凸显出自身的特质?老实说,我不知道。可是,我愿意承认,这个悬念很美,它很吸引我。我愿意把自己看做中德文化交流的读者,我想一页一页地看下去。
 

  • 毕飞宇在哥廷根的读者活动 ©哥廷根大学跨文化日耳曼学系
    毕飞宇在哥廷根的读者活动
  • 毕飞宇在哥廷根的读者活动 ©哥廷根大学跨文化日耳曼学系
    毕飞宇在哥廷根的读者活动
 

毕飞宇 1964年生于江苏兴化。著名作家,南京大学教授。1987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从教五年,历任南京特教师范学校教师,南京日报社记者,2013年受聘南京大学成为该校特聘教授。作品《推拿》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哺乳期的女人》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玉米》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以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另著有代表作品《青衣》《平原》《慌乱的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