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日記
風口浪尖

    封城那天是 23 日，除夕前一天。我醒時天還黑著，才凌晨 4 點多。抓起手機，看到學弟小霍一小時前從武漢天河機場發來的信息。「學姐保重，我先走了。」他在登上飛往柬埔寨的航班前說，接著轉發了一條新聞：「武漢今天 10 時起，全市公交地鐵等停運，機場、火車站離漢通道關閉」。新聞發布時間是凌晨 2 點。「封城」，標題裡打了個引號。

作者: 劉璐天

    這在意料之中，但又很突然。關於一種不明原因的肺炎，消息已經傳了一陣子。我那時還在北京，上海同事小龔在 12 月 31 日早上給我發來一張截圖，是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前一天發布的緊急通知，說華南海鮮市場陸續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人。有一種說法是，引起這種肺炎的病毒近似 SARS。不過 1 月 2 日，中央電視台又報導，武漢有八人因散布關於疫情的謠言被查處。我有些擔心，看到《聯合早報》說香港加強戒備，而國內媒體《財新》也稱有武漢感染者在泰國和日本確診。大家當時都稱呼這種疾病為「武漢肺炎」。
 
    問父母實際情況如何，他們說，是造謠，也就幾個人感染吧，只關心我何時回家。還傳給我一條本地段子：世界人民覺得中國是「疫區」，中國人民覺得武漢是「疫區」，武漢人民覺得漢口是「疫區」，漢口人民在開心的辦年貨，趕吃年飯聚會，不想搭理。

1

    去年底，我剛從北京的一家媒體機構離職。因為春節打算和小霍一起去柬埔寨，採訪那裡的華人，我定了 1 月 25 日從武漢飛往西哈努克的機票，打算 1 月 14 日提前乘火車回家陪父母。抵達站是漢口站，這裡距離華南海鮮市場只有幾百米。我讓爸爸別來接車，他還是提前等了我一小時。由於還未到春運高峰，車站人不多，也沒人戴口罩。地鐵裡也是。一切和往年沒什麼不同，路邊一些店鋪掛著紅燈籠，水果店把果籃擺在最顯眼的位置，賣熱乾麵和糯米包油條的攤子冒著熱氣，叫人嘴饞。

    直到 1 月 19 日，武漢衛健委的通吿裡都沒有新增的新冠肺炎病例，只說可能存在「有限人傳人」。副市長開了第一次疫情通報會，說「可防可控」。國家衛健委的說法也一樣。這天早上起來，我有點發燒，覺得應該就是普通感冒。我們一家三口去了一家海鮮火鍋自助餐廳，打算吃點熱的。我戴上了口罩，但沒能說服爸媽。他們堅信官方的說法，「可防可控」。
 
    到 20 日下午，鍾南山院士出現在新聞上，帶來的消息和之前截然不同。「根據目前的資料，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是肯定的人傳人。」他還說，武漢有 14 名醫護人員已經被感染。接著關於國家主席習近平對武漢疫情做出指示的報導也出現在所有平台上。」習近平都出來說話了，那應該是真的嚴重了。」直到這時，每天都會和老友搓麻將的爸爸才不再出門。我則告訴小霍，我有點發燒乾咳，柬埔寨就不去了。叫他也保重。     人們開始帶著嘲笑的口吻扒出關於武漢本地的報導。1 月 18 日，武漢本地媒體《楚天都市報》頭版是關於一個有十幾萬居民的社區百步亭辦「萬家宴」，喜迎新春。還有一個幾天前的片段採訪裡，記者問市民，「戴不戴口罩？」「不戴！」「為什麼不戴？」「相信政府！」
 
    我記憶中武漢人的性格原本也是這樣。有句本地方言「不信邪」，說的是遇上什麼事先不擔心後果，偏要硬碰硬，試試看會怎麼樣。這裡誕生了生命之餅、AV 大久保之類的朋克樂隊，有個全國獨立樂隊巡演都會路過的 Vox 酒吧。漢口清朝時已開埠，碼頭文化已有幾百年歷史。改革開放，漢口的漢正街小商品市場是第一批試水的，擠滿為了改變命運能從凌晨三四點工作到晚上十二點的生意人。1998 年大洪水，我八歲。記憶中只有拿傘玩水的快樂，恐懼感是後來看資料才補上的。
 
    但很顯然，這次的「不信邪」不同，更多是因為消息不對稱。

2

    封城的通知來自武漢市臨時成立的疫情防控指揮部。關於預案是什麼，城內的人如果遇到出行困難或者物資問題該怎麼辦，沒有任何官方解釋。從發布通知到真正封城，只有八小時時差。火車站和高速路出口排起長龍。媽媽六點起床看到新聞，八點衝到離家十分鐘的超市採購。門口有人挨個測體溫。蔬菜區排起了長龍，大部分已經被搶光。結賬區也是。媽媽沒有買到蔬菜，用兩個購物籃塞下盡量多的雞蛋、牛奶和主食，出門時遇到滿臉迷茫的鄰居——購物籃已經被拿光了。
 
    一切都和每年除夕一樣，又不一樣。外頭只有雨聲，沒有鞭炮聲。明明身在家中，但手機和電腦裡看到的那個世界卻顯得更真實，才是我唯一能了解真相的地方。     封城後的 48 小時，武漢變成了一座孤城。這不僅是物理意義上的。武漢被長江和漢水分成了漢口、武昌、漢陽三個大區，又細分為十三個社區。戶籍人口加上流動人口一共有 1400 萬人。交通封閉意味著寸步難行。防控部在這期間連續發布了八個單方面的通吿，包括關閉過江隧道、封閉各區，並且開通愛心物資捐助，只允許通過紅十字會和慈善總會募資。但沒有說明市民日常生活該怎麼應對，大家也不知找溝通。民眾和政府變成了兩條平行線。
 
   問題很快出現了：沒有私家車的醫護人員無法上班；醫院急缺防疫物資。很快有尚無症狀且擁有私家車的本地市民出動，分區組成了志願者車隊。醫院又各自發布了物資求助的海報。微信群上很快出現各種臨時組建的志願者群，名字也各式各樣「魯磨路救援隊」、「藍天救援隊」、「微光救援隊」、「武心援」、「搞點東西」，除了接送患者和醫護人員，他們也從境外以及國內各地募集物資直接送到醫院。相比之下，直到晚上，武漢防控委才發出第七個通吿，說要調度 4000 台出租車，分配給各社區中心。

3

    越來越多的醫院求助截圖出現在微信群以及微信朋友圈裡，又被人匯總成公眾號文章、微博帖子。物資告急的程度令人難過。醫生不敢吃飯，因為防護服不夠用，脫了就得換新的。一個口罩戴五天。沒有口罩就用手捂著。有標註漢口殯儀館身份的人說，從收到的屍體判斷死亡人數是公示的數倍。微博國際版上有人發影片，三具蓋著白布的屍體躺在醫院過道裡，兩側或坐或立著戴口罩的人。錄影的是個女人，漢腔裡帶著哭腔：「市長熱線打不通，屍體沒人管，醫生忙不過來，醫院領導找不著。」
 
    很顯然，大部分群雖然及時，但有些共性問題：全是各種各樣的小需求，沒有人負責核實信息真偽和時效。不斷有不明身份的新人加入，對話刷屏過快，效率當然比集中統籌低多了。但一些人並不相信紅十字會和慈善總會，質疑各種流程所花的時間，也懷疑其信譽，想保證自己的錢落到實處。     有位醫生在群裡發了條語音：消耗速度高於物資速度。醫院方面明顯也沒有統一的後勤人員。從凌晨 1 點到凌晨 3 點，我在兩個互助群裡看到過兩個人轉發同一條信息，說五醫院醫生沒有吃的。有人說，五醫院五次聯絡她，都是不同的人。後來大家才知道，是因為醫院領導不願意接受私人捐贈，一定要等紅十字會的派發。下面醫護人員已經等不及了。之前對外的連絡人已經都病倒，新的連絡人想到越過院方向外求助。
 
    從《三聯生活周刊》、《財新》等非官方媒體的報導中，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問題的緊迫。試劑盒數量不夠、確診艱難、床位短缺以及無法收治的患者意味著更多人可能被感染。     封城後一周，我收到了上百條問候信息。在溫州市過年的前同事小孫和我說，爸媽夜裡都發燒了，還口苦。這是一些患者自述裡提到的症狀。她有點崩潰，因為媽媽半夜三點自己去了醫院，醫生問近期是否去過武漢、是否咳嗽、是否接觸活禽，只開了退燒藥，就放她回了家。溫州的確診人數僅次於武漢。有 18 萬溫商在武漢，33 萬湖北人來溫工作。
 
    有素未謀面的導演 K 聯絡到我，說想知道武漢的真實情況是什麼，打算找普通人拍自己的生活，做成紀錄片。他找了三十幾個作者，遍布全國。人們說起各自的傷心事：一位武漢攝影師，1 月 9 日還和兩個朋友一起拍了合照，現在他們都死了。在肇慶，一位年輕爸爸在武漢封城次日遇上妻子生產，在外焦慮的等待。在廣州，有位高中生的奶奶病危，他拍下了父母的對話。「宣傳口號之類的東西不需要我們去做，那也沒什麼意思，我們該記錄些真實的東西。」
 
    一位黃岡志願者每天晚上和我聊天。她是英山縣的一位縣城老師，原本只打算捐錢給醫院，結果演變成為醫院找物資，並且逐漸對接了 14 家醫院。白天她總在車上，同時在各個微信群裡求助口罩、防護服和體溫計。大部分時候她都顯得很焦慮，因為湖北省地市和武漢比起來仍然是「燈下黑」，物資難以得到保障。只有一天她顯得很高興，告訴我拿到了黃岡到武漢的通行證，以後不用每走一段路都要開不同的通行證了。
 
    小霍則發來消息說，由於航班上有同行乘客被確診，他在從柬埔寨返程時被隔離在了無錫，得在那裡待 14 天。

4

    由於物資緊缺，我們家的飲食改為兩頓：上午九點吃早飯，下午四點吃午晚飯。一開始我們很少在飯桌上談論疫情，都在各自刷手機。後來熟人中陸續出現患病的或去世的，我們就開始邊吃飯邊彼此播報親友的生死。爸爸說，他報導高校教育時的一個朋友，武漢電視台的記者，大年初一過世了。媽媽談起，南師附中下一級的同學在美國工作，回武漢過年，也是大年初一去世了。我去年在漢口採訪過的兩位物流公司老闆，一位死了媽媽，一位死了爸爸，都是由於年齡大、等床位時病情從輕症被拖成了重症。
 
    官方敘事總是宏觀，而真實情況其實都藏在微觀裡。你好像能看到一個巨大系統被緊急啟用運轉時，那些生鏽的部件如何彼此摩擦嘎嘎作響。     由於物資和物流受到了官方更嚴格的控制，志願者們在物資支持能做的事越來越有限，注意力從物資轉向患者援助。從 2 月 2 號開始，我也加入了兩個志願者團隊，開始對接那些求助的患者。2 月 4 日晚上，洪山體育館的方艙醫院連夜找去 200 多個志願者搭出 1000 個床位，開始收治患者。但我們每天仍然感到非常無力，床位明顯不夠。我們能做的只是告訴患者：一定要想辦法做 CT、做核酸測試，盡快確診，確診才是保命符；危急的情況要去微博求助；要不停打電話催促社區；衛健委、防控部的電話也都要打一遍；所有能夠填寫的表格也都要填一遍。
 
    一位朋友在人民日報志願者團隊裡，不過只做了三天她就退出了。她的工作內容是確認求助信息，和每個患者打電話詢問進展。比起那些年輕且一家多口感染的，70 歲以上老人很多時候可能無法被排上優先次序，但你可以從電話中聽出他們有多無助。她打通的最後一個電話，是患者家屬接的。患者剛剛在家裡去世，家屬剛打完 120，要等 120 來開具死亡證明，才能聯絡殯儀館。而即使打 120，也還是要排隊，有時排到 300 多號。

5

    2 月 6 日，李文亮去世那天，是封城以來最令人崩潰的一天。李文亮是武漢中心醫院的一位眼科醫生，最早的八個因為謠傳被訓誡的吹哨人之一，也是這八人中唯一接受媒體公開採訪的。這天我對接的四個重症患者中有三個還沒有住進醫院。聯絡一個新的求助人，電話那頭只能聽見粗重的喘息聲。我又給他的兒子打電話，他說起自己的舅媽如何等了十幾天還不能確診，死在醫院大廳裡。說起如何四處尋找價格已經炒到 600 元一瓶的免疫球蛋白。接著說道自己的父親，如何 1 月 26 日已經確診，但 2 月 6 日早上才被送到醫院，而且還是只有隔離作用、沒有基本醫療條件的方艙醫院。「你覺得我們是不是玩了一場代價太高的遊戲？」他問我。我不知該如何作答。     掛了電話，我看到李文亮去世的消息。志願者群接著彈出一條消息，說有 30 幾個確診輕症的老人原本被送去方艙醫院，但醫院已經住滿，並且只收治 18 - 65 歲的患者。接送的車輛是一台改裝的公交車，司機把車開到武昌火車站的停車場，就下班了，而老人們則無法回家。這時已是凌晨  12 點半，我們開始分頭打電話：市長熱線、110、120、衛健委、防控部、城管。都無法得到立刻派車解救的答覆。直到凌晨 2 點半，通過聯絡每個老人所在的社區以及願意接送患者的志願者司機，我們才終於找到所有老人。
 
    我們後來才知道，社區只負責上報患者消息，衛健委只負責篩選信息、分配床位、聯絡患者和醫院。社區與醫院之間的那個真空地帶，成為類似事件的溫床。     2 月 13 日，湖北省委書記和市委書記被撤職。這一天湖北新增確診 14840 例，其中 CT 直接確診 13332 例，核酸 1508 例。我們都為 CT+臨床症狀就可以確診而感到高興。另一個好消息是，外地有 1.6 萬醫護人員來武漢志願。本地則有十幾所高校被徵用為隔離點，我媽媽所在的大學也是。
 
    但床位擴大、醫護人員的不斷湧入也意味著物資更加緊缺了。在數個物資捐助群裡，大家都會談到錢不夠，以及口罩、防護服找不到有保障的貨源。出現了二手口罩販子。還有官方指定的廠家，以高於政府採購價格十幾倍的價格向志願者出售防疫物資。隨著企業復工，額溫槍的倒賣也成為和「口罩」一樣的新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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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4 日，武漢市發布了更加嚴格的社區封鎖通吿。所有社區只留一個出口用於患者就診，其他人員不可出入。食品採購要靠社區團購，或者電商。但京東、天貓等平台政策不一，物流情況也出現停滯，很少能及時送上門。我們社區目前有 10 例確診或疑似，一例死亡。昨天社區給每家分配了兩個蘿蔔、兩個包菜，大家已經感到很幸運。     而對於患者們來說，又出現了新的難題。非肺炎患者不知道去哪裡看病。我在過去幾天遇到十幾位急需透析的患者，但面對他們的困境是：如果不確診自己是否患有新冠肺炎，很難找到願意收治的定點醫院。另外還有腦出血、癌症患者，有的是因為原本住院的醫院被徵收為肺炎救治定點醫院，因此被強制出院；有的是找不到能夠提供足夠醫療條件的醫院進行治療。
 
一位醫生在談到城內晚期患者的救治時和我們說：「在認命的基礎上找活路，才有希望。現在人們都覺得生命是應該的，其實疾病和死亡才是應該的。」
 
昨天早上，我們家又收到一條噩耗。爸爸在黨校時認識的一位朋友，湖北電影製片廠導演常凱全家染病去世。爸爸早上看到這套消息，又坐到了陽台，在陽光下一個人抽煙。這裡成為封城後他每天待得最久的地方。

圖片：尹夕遠